學達書庫　>　李敖　>　要把金針度與人　|　上頁　下頁

三

◇工具書與方法學 　　■結構方面，好像都是擠成一團，頭緒很亂、很難讀，是不是有工具書就好一點？ 　　回工具書是任何知識份子所必備的書。像辭典、年表、年鑒、百科全書、手冊、索引，以及一些必備的「非書資料」（nonbook material）等。在研究和閱讀上，雖然有所謂「個人需要」 　　（individua needs）的不同，但就運用工具書一點上，卻沒有各行各業的分別。所以工具書在所有書中，應該列為第一優先。選擇工具書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容易找到」（easy to find） 　　你所需要的答案；一個是「容易瞭解你容易找到的」（easy to find what you find）答案。不合於這兩個標準的工具書，都不算是好的工具書。儘管它很有名，可是它卻使你頭痛。若舉一例：《康熙字典》便是，這書實在犯了難我的毛病。（但這種毛病，發生在笨頭笨腦的古人身上，猶可說也；發生在現代人身上，就太不可說了。你看看張其昀監修，林尹、高明主編的《中文大辭典》，你會驚訝的發現，這部以抄襲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為骨架的書，竟也發生《康熙字典》式的毛病，你說這些老古董多笨！）辭典以外，工具書中的「年表」一類，縱貫古今中外大事，可提供給人清楚的頭腦和時伺的觀念。中國舊式的編年一類書，因為採取甲子干支紀日，時序檢核，十分麻煩。又以歷數屢變，常常需要推算，可謂不科學已極，所以都不能用。我看中國傳統留下來的工具書都不合用。總之，從工具書上去讀書，是有它的限度的。要「讀書得間」，工具書不夠。現代新學問反倒是最重要的。我以《儀禮》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四冊）為例。儒家提倡禮治，關於禮的典籍，流傳了三種「經」和一大堆「記」，三種經是《儀禮》、《周禮》和《禮古經》。其中《禮古經》失傳了。《儀禮》和《周劄》傳說是周公作的，實際是戰國人的作品。《儀禮》是宗教儀式、政治儀式的總集，今本包括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服、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十七篇。多半都是士的禮。這些都是古代禮的節目單。古代的貴族們一舉一動都有一套規矩，這些規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華，使當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於是就請專家們來幫忙，這種幫忙，叫做「相禮」（輔導別人行禮）；這種專家，就叫儒。相禮相得多了，就累積出節目單來，到時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這種節目單的總集，就是《儀禮》。節目單最多的時候，多達五十六篇，後來丟了三十九篇，只剩十七篇，就是流傳到今天的《儀禮》。《儀禮》是十三經之一，歷來把它神秘兮兮的捧著，其實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來看，毫無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只因它列名於經典之中，而經典早已在歷代中國人的意識裡，形成了崇高神秘的地位，大家不敢深究，並且限於治學方法，也無法深究。從而對古人的觀點與真相，簡直無法瞭解，眾說紛紛，其實只是附會或猜謎而已。由於近代方法學的進步，用這些問架，移做整理古書，效果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古人的說經也好、解經也罷，種種無法求得的答案，多可用新方法學迎刃而解。 　　◇分類與走運 　　■這樣看來，中國傳統下來的書，它的本來面目好像都給做了手腳了，讀這些書，還得先來一番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功夫才行？ 　　□對了。中國傳統中的一團雲霧，先在圖書分類上，你就先思過半矣。中國書的分類，最流行的，是四部（經、史、子。集）分類。四部分類從東晉以後通吃，變成了典型的圖書分類規範。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這種分類是相當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經部」為例，「經部」的一部分，近於百科全書式的總集，應分入總類、文學類、歷史類，其他部分（像《論語》、《孟子》），應分人「集部」（個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為例，體裁上分正史、編年、別史、雜史、載記等，全無道理與必要，其他詔令應分入法律類，時令應分入天文類，目錄應分入總類；以第三部分「子部』為例，老莊申韓等家，其實與《論語》、《孟子》無別，都應分入「集部」，其他譜錄中草木蟲魚應分入植物類、動物類，類書應分入總類，小說應分入文學類；以第四部分「集部」為例，「經部」、「子部」分過來的書，多可分入哲學類、法律類、文學類。……總之，四部分類，大體上說，「經」「子」「集」多是一類，「史」是另一類，四部分類實在只是兩部分類。分類、分類，分了半天類，最後只分了兩類；所謂分類，分了等於沒分，這叫什麼分類！以《孟子》（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十七冊）為例，孟軻自命是孔丘的傳人——「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他說：「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這是十足以聖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結論是：「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嚴這又是十足以道統自承了。雖然這樣，在身分關係上，孟軻卻只不過是孔丘孫子子思的學生中的學生而已。但是，到了唐朝，韓愈推崇孟柯是直承道統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廟；到了元朝，他被封為亞聖；到了明朝，因為明太祖不喜歡他，吃了一點蹩；後來就一直風光，直到今天了。《孟子》一書共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個字，在內容上；理直氣壯固多，理不直氣壯也不少。中國人推理不合邏輯，受孟軻的影響應該不少。這部有影響的書，在圖書分類中，在北宋以前只是子書，宋仁宗後，才升段為經書，真是愈來愈走運了。走運雖然走運，但卻成了中國圖書分類胡來的一個樣板，中國人在思考上一塌糊塗,由此暴露無遺. 　　◇源遠流長的大功德 　　■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副刊》上，有一封俞大維口述的《給女作家陳荔荔的一封信》。其中說：「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長子揚和寄來帶有燈光的放大鏡，強能看書。我發現讀了幾十年的書，卻往往有許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 　　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輕時看書看不懂，我認為腦筋有毛病。現在看書看不懂，我認為書有毛病。陳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歐洲回國，往見他父親（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對他說：『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興你懂得很多種文字，有很多書可看。我只能看中國書，但可惜都看完了，現已無書可看了。』寅恪告別出來，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國書籍浩如煙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歲左右，我又見到他。他說：『現在我老了，也與夏先生同感。中國書雖多，不過基本幾十種而已，其他不過翻來覆去，東抄西抄。』我很懊悔當時沒有問他到底是那幾十種書。」對俞大維這些話，你有何看法？ 　　□我覺得夏曾佑的感慨是很有見地的，難怪陳寅恪後來和他同感。他們兩位，都是博極古書的人，最後竟有這種高明的覺悟，是很可注意的。蘇雪林《文壇話九》中記聞一多，也有類似的情況。蘇雪林說：「別人鑽故紙堆，愈鑽愈著迷，終於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便要主張中國文化是世界第一。聞一多早年時代何嘗沒有這種冬烘臭味？可是，現在的他卻是奇怪，竟與從前的自己走著完全相反的道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聯大一部分學生舉行了一個歷史晚會，張奚若、吳晗、雷海宗均有演說。聞氏曾說：『剛才張先生說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懷。中國這些舊東西我鑽了十幾年了，一個一個字都弄透了，愈弄就愈覺得「要不得」，現在我要和你們「裡應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對友人說： 　　人家見我終日讀書，『以為我是蠹蟲，卻不知我是殺蠹的芸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還恨那故紙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個明白。』」夏曾佑、陳寅恪、聞一多的覺悟，都是真正深知「中華文化」後的覺悟。陳寅恪說：「中國書雖多，不過基本幾十種而已，其他不過翻來覆去，東抄西抄。」俞大維「懊悔」當時沒問陳寅恪「到底是那幾十種書」。我想，我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問世，已代他們解決了這個問題。由於我的精挑細選，我的確已「把中國的東西整理出一個定品」，我化朽腐為神奇，終於給中國人提供了一點披沙揀金的好處，「集」舊中國「天下之書為一書」，這真是源遠流長的大功德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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