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李敖 > 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 | 上頁 下頁 | |
| 二十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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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憐的是，當他們都在大做好夢的時候，有人出來說： 「夢固然好，可是究竟是夢！」於是他們光火了，於是他們說，這個討厭的青年人是浮誇的、是「文化太保」。 聽到他們這樣罵我，我笑了。我笑就拿「文化太保」四個字來說，這就是一個被「西化」了的專有名詞：「文化」二字在中國古書裡，本是相對於「武功」的一種狹義解釋〔注八〕；而「太保」兩字，本來是一種官名或師巫〔注九〕。換句話說，這兩個詞彙在現代化的潮流裡，已完全失掉它們的原始意義，「文化」已變成拉丁文cultus、德文kultur、英法文culture的意譯；「太保」已變成德國納粹Gestapo（蓋世太保）的音轉。可見在不知不覺間，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小小的一兩個詞彙都要受到洗禮，我不信還有什麼高調，能擋得住那江河浩蕩的西潮！ 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文星》第五十八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 〔注一〕關於「梅毒」的研究，進一步的文獻可看： a.Richard D.Hahn and Joseph Earle Moore,「Sypilis」in A.E.SmithandP.L.Wermer（dse.）「Modern Treatment」（New York,London,1953）. b.Thomas Paran，「Shadow on the Land：Syphilis」（NewYork,1937）. c.Nels A.Nelson and G.L.Crain，「syphilis,Gonorrhea andthe Public Health」（NewYork,London,1938）. d．Evan w.Thomas,「Syphilis:Its Course and Management」with bibliography（New York，bendon,1949）. 〔注二〕日本Okamura、Noohi兩人說梅毒在一五0五年進入中國，是葡萄牙商人到東方來做買賣，經過印度時傳染上的。 〔注三〕見《漢書》司馬相如傳，其實消渴乃今日的糖尿病。參看《醫剩》引王世懋《二酉委譚》。 〔注四〕李白《流夜郎贈辛判官詩）：「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六貴同杯酒。」 此詩中「花柳」乃指花街柳巷。「花柳」當病名來用始自日本人。 〔注五〕孫思邈（唐人）《千金要方》：「治陰惡瘡，以蜜煎甘草未塗之。」又竇漢卿（宋人）《瘡瘍經驗全書》：「黴瘡由於與生疳瘡之婦人交合，薰其毒氣而生。」這些記載都充分表明了中醫那種「醫者意也」的妄斷。 其實唐宋人此類文字只是指風癘疥瘡風等病而言，並不是梅毒。 〔注六〕其他關於梅毒的史料，明清兩代很多。重要的有《人身圖說》，韓悉（對不起，不會打，上矛下心）的《楊梅瘡論治方》，鄂爾泰奉敕撰的《醫宗金鑒》，嘉約翰的《花柳指迷》等。 〔注七〕《黴瘡秘錄》的作者，在他的書中「總說」裡寫道：「餘家世業醫，自高祖用和公至不佞已八世，方脈頗有秘授。獨見黴瘡（即梅毒）一症。 往往處治無法，遂令膏梁子弟，形損骨枯，口鼻俱廢。甚則傳染妻子，喪義絕育，深可憐惜。於是遍訪專門，亦無灼見。細考經書，古未言及。究其根源，始於午會之未，起於嶺南之地。至使蔓延通國，流禍甚廣。」 〔注八〕《說苑》「指武」：「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束哲《補亡詩》：「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注九〕《書經》「周官」：「立大師、大傅、太保，茲唯三公。」《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師、大傅、太保，是為三公。」又《姚氏紀事編》：「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三月上諭：『嚴禁五聖廟，革除太保。』」 〔後記〕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五十八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同年十一月十二號，我同尚勤逛臺北牯嶺街的書攤，她發現一本美國海貝植（LeRoyF.HeimburgerM.D.）的《梅毒詳論》（Syphilis），是民國十三年中華醫學會發行的。書前有一章《梅毒的歷史》，其中一段話可資參考。 有謂中國古代史上已載有梅毒之病症，在西洋史上首先發表者為香港法國領事Dabry氏，時在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氏又謂在那穌降生前二千七百三十六年之黃帝所著內經內曾引述之，但王占民醫士則謂其無據，且謂中國古代之醫學書上從無論及梅毒病之隻字者。（頁二） 附錄 李成先生來信 李敖先生： 先生一向主張西化是全盤的，其間沒有選擇的餘地，准此，則梅毒也非接受不可，但，依邏輯：與梅毒全盤連在一起的，還有六0六、九一四、盤尼西林，乃至染了性病，可獲免費（國立醫院）的治療，並將由何人傳染過來向有關當局告發，俾便強制傳他也來接受治療。這類在歐洲多國行之已久的立法，也是全盤與梅毒連在一起的，先生似應強調一下，俾讀眾可窺全豹。 同理，「太保」也全盤接受了，然而人家從教育、宗教、家庭等等方面如何苦口婆心勸化太保，這方面的措施，也是全盤屬於大保問題的，也希望先生多多研究。 又如對於異己思想的容忍，也是全盤民主風度中的重要一環，西化論者似宜特別注意。 至於西化可否選擇問題，自是見仁見智，一時似乎難獲結論。 但正如先生所指出我們老祖宗善於內法外儒、夜行採納之類，現在我們的「老前輩」本領也不小：當此國破家亡的時候，他們可以選擇人家殖民地住下，享受人家的法律保護、人權保障、言論自由；然後，拿美援、辦書院、接受殖民地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一面放言高論傳統道說國史之重要，慨歎于人心之不古，「中華民族花果飄零」，一面可以納女學生做姨太太，還可以用美援送她去美國留學，這種選擇，真深得中體西用之妙呢，你能說他們不是聖之時者麼？ 西化應全盤，還是選擇，真是難說，先生以為如何？ 讀者李成十月二日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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