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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敬答吳心柳先生

  心柳先生:

  謝謝你三月十三號給我的信。

  很早就讀過你談音樂的文章,經常讀到你的通訊和作品,我剪貼了一些,因為非常喜歡。

  你在第一點中說:

  大家對「文明」與「文化」這兩個字用得太籠統,因此胡先生的「小腳」、「大監」,您的「梅毒」、「太保」都成為論題、成為把柄。

  我非常贊同你指出的「成為把柄」的話。現在本是一個帽子亂飛的時代,一些三十年代的文人們,天天想編織幾頂大帽子朝人頭上戴;不僅此也,他們甚至摘下他們過去的舊帽子朝人腦袋上丟。他們的慣技是抓你文章中的一個詞兒,加上個字頭或字尾(尤其是愛加Eism),做成「把柄」。然後不談你文章中的深意,就到處宣傳起來:例如我文章中提到「梅毒」,他們就說我提倡「梅毒主義」;我提到「太保」,他們就說我是「文化太保」;我提到「周樹人」,他們就說我「想當魯迅二世」,這種無聊的行徑,就正是你所說的「難堪的技術犯規」。

  他們另一個法寶是抬出「這青年」、「這孩子」來跟李敖連在一起。因為李敖是「青年」、是「孩子」,所以是「兒戲」是「童言」,並且「勝之不武」。雖然「勝之不武」,他們跟我鬥起來卻不遺餘力:胡秋原的幾淌長篇罵我;鄭學稼一連罵我六個月,葉青發行的雜誌連罵我十三期,其他還有「從良」後的內幕雜誌、港臺兩地的有背景的刊物,以及可發表他們私人信件的晚報……總之,能使的法寶他們都使出來了。前些時候我看到葉青罵我的文字,說我李敖該「回到大學歷史系去再讀幾年」

  我看了真忍不住要笑。我心裡想道:「我在歷史系只念了四年,他們就吃不消了,就要這樣圍攻我了。我若『再讀幾年』,他們更要焦頭爛額了!」

  心柳先生,我說這話你不會以為我是自滿吧!我這樣說,心中並不好過。在七三六期《新聞天地》中的一篇《臺灣『擠』『擠』『擠』『擠』》,說我「搞得天下大亂」。如果這是事實,那麼最「亂」的,就該是那些三十年代的文人。她們既口口聲聲稱我是青年人,他們就該知道跟我打筆仗是不妥當的,因為一代擾攘的他們已是另一個時代的落花飛絮,他們的方法是舊式的,軍多只是三十年代的方法。人世的滄桑與歷史的無情,早已「論定」了他們的成績與敗績,可憐的是,他們仍舊醬在小磨坊裡,沒有一個能自覺他已是褪了顏色的人兒!

  他們太不行了,所以我們這一代的一個不行的李敖一出面,他們就招架不住了!就要用長文、報紙和雜誌來澆我涼水、扯我後腿了!

  就是這些人,他們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國,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還在跑他們的龍套。這是何等可憐!又何等可悲!所以我說,我心中並不好過。

  你在第二點中說:

  究竟是要西哪一化……至少,請主張西化的朋友,寫文章時先來那麼一點點科學味兒的表率。

  這個意見我極贊成。我也贊成把這種問題談得細一點,你說:

  「現代的西方學人治學態度不是一向想對『愈小的事要知道得愈多』(To know more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嗎?」至少我個人,我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努力。我在寫《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時候,就跟小魯、汝森和孟能說,這篇「看看病」的文章只是一篇導言或引論。想不到這篇一出來,就像唐僧掉在盤絲洞裡——被人窮纏了一陣,真是不虞之「毀」,也真划不來。

  半年前,當我寫文章初遭這些人找碴的時候,本來我還就他們不清楚的地方予以解說乃至討論,所以「翻舊賬」於先,「再看病」於後,目的無非是補充說明,同時盼望他們有聽我補充說明的一點雅量。

  但是事實的發展卻異常醜惡,這些人的年紀與修養,正好成反比例,他們一發現個人的「神龕」有了動搖,立刻就本能的開始自我防衛,而防衛的手法就未免千奇百怪了!

  他們有的罵我的「令尊堂」;有的造謠說我寫文章是「有傳授的」,並且跟我有」深厚的世交關係」的胡適之「鼓勵」我「罵人」;有的預言「打手」李敖將「首先滾入糞坑之內」;有的說有人「抹幹」我的「眼淚」,給我「糖果」;有的說我「惡毒已極,下流之至」;有的說我跟陳序經「穿著一條褲子」;有的說我是「拿人家的蒼蠅當螃蟹吃的叫化子」、是「小丑」、是「奴下奴」;有人說我得到「一個教育機關、一個學術機關」和「一個後勤機關」「不斷集會」的支持;最後,有的漂亮的太太親自出馬,罵了我一頓,並且聲言要打我的耳光。

  心柳先生,這些「恐怖的報酬」與「長者的風度」,你看了做何感想?在這些「報酬」與「風度」的氾濫下,我想你不會同意我跟他們繼續討論真假對錯吧?

  所以,幾個月來,我一直用「老僧不聞不問」的態度來應付外界的營擾,同時我深信,唯一我該做的事,就是如何從「看看病」式的導言或引論,轉進到細談一些問題,多寫幾個分論。

  至於談得細一點,首先就涉及到西化的起腳點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我覺得我們該從基本觀念上一古腦兒丟掉任何農業社會的ideology。此「障」能除,其他一切不難。因為在實際上,我們已朝西化路上走——雖然走得太慢。試看看高等學術機構:大學中六個學院,理、工、農、醫早已沒「東方」的影子(園藝系的一點東方庭園的圖案與中醫學院等等都不足道)!法學院中除了一點政治思想史、一點法制史、一點等因奉此的應用文外,再也找不到「國粹」或「國渣」的影兒!文學院算是「東方文化」的逋逃藪,外文與考古系是西化了的,中文、歷史、哲學三系則純是烏煙瘴氣,看不到幾分新思潮。除了極少數有新頭腦的教授外,其他教授只能說是「陳貨出清」式的大拍賣!

  從高等學術機構往下看,用大量觀察(mass-obbervation)

  的法子去看。「物質」方面,我們早已是「西學為用」了!除了我的長袍和少奶奶們的繡花鞋外,還有幾件東西不西化或受西化的影響?(女人的旗袍已暴露到「蘇茜黃的世界」,這真使洋婆子羨煞!)

  「東方文化」的瓦解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儘管我們還到處看到四書五經、看到穿西裝捧死人牌位的孝子、看到深知「人間羞恥為何物」的法學家……可是我們不必灰心,我們該知道使人不串假戲不是一蹴可幾的事,我們還得慢慢來。我們的老祖宗就曾在白天掛「儒家」的羊頭而賣「法家」的狗肉,到了晚上,又行「道家」的房中術。我們串假戲的本領是有「傳統」的!

  最低層的小百姓從曳引機中展開他們的憧憬,最高層的知識份子從學理工展開他們的抱負,很少人肯在故紙堆中鑽研他們的「偉業」了!他們看到這些線裝書中的者小蠹蟲們高談「義理」或「考據」,他們早就知道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第一流的聰明才智早已不搞這些鬼東西了!工程師學會慶祝五十年,這比史語所五百年、新亞書院五千年還令人高兩百八十八年以前,呂留良在他答張菊人的信裡,痛苦地寫道:

  ……橫術廣廣,吾道無人,其可不疾病屈頭而肩此大擔那……亦以同溺於漩渦之中,不得不號責子有力善泅者耳。(《呂用晦文集》卷一)

  幾年來,在守舊的「漩渦」,我一直期待能有「善泅者」出來游泳給我們看,可是我等不到。最後我只好自告奮勇。也許我游不到、游不快、遊不好,但我總費勁遊了就是。我不遊,我幹什麼?難道我也去打牌?

  李敖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文星《第五十八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

  〔後記〕這信發表在《文星》第五十八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臺北出版)。發表後,自然又被文警和文丐臭駡一通。東方望看了我這封信,寫了一篇《要學「打牌」》(《文星》六十號《忽然想起》,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他感慨他說:

  如果自問不是「有力善泅」者,總以少下水為妙。於是乎只剩下一樣玩藝兒我可以學:打牌。

  這段有趣的提示,也許值得每一個知識份子思考的。既不「有力善泅」、又不學「打牌」的人,往往都給東方望惹來麻煩。東方望曾負「生教」重任,我後來在「生教所」,就受他管轄。「昔為座上客,今為階下囚。」——這位老「朋友」,使我人生多了離奇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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