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李敖　>　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　|　上頁　下頁

三

挾外自重病 　　妄自尊大是自己來肯定自己，挾外自重是拉別人來肯定自己。二者肯定的方式不一一樣，肯定的目標則無二致。三百六十年前，利瑪竇所以能大行其道，主要乃在他宣言他那一套「與中國占法吻合」。梁章钜《退庵隨筆》中就說大主教義「與儒書，又何所異焉？」（卷八）這顯然是一種不正確的比附。這就好像名不副實的廣告一樣，一時雖能得售，久了就會露馬腳，，教皇格勒門得十一的六條禁約帶來了中西衝突的白熱化。兩年後康熙還擊，他拿起紅筆，忿忿批道： 　　西洋人等無一通漢書者，說言立論，令人可笑者多！ 　　這是公開否定洋鬼子的比附了。就事論事，康熙皇帝此言也未必過當，想洋鬼子對東方能夠有所「通」，實在是太樂觀的事。他們偶爾有「傾慕」色彩的，也無非是用看「海上奇方」的眼光比附一陣，用來推銷他們的主義和滿足他們的偏鋒感覺而已。萊布尼茲用他的《單子論》（Monadologie）來比附中國儒釋道三家學說就是一個顯例。此外弗朗克（A.H.Francke）、沃爾夫（Christian Wolff）、伏爾泰、狄德羅、海爾佛修（Helvetius）。巴夫爾（Poiver）、揍內、堵哥，這些人對中國的瞭解都是有問題的，都是不可以胡亂肯定的。但是這些人名單到了挾外自重派的手裡，自然就會表演一次「再比附」： 　　借洋鬼之屍，還祖宗之魂了。他們在「國威墜失，民族陵夷」的時候，會大叫道：「你還說中國文化不行嗎？外國的大思想家都佩服我們呢！」於是張其昀埋頭大寫其《艾默生論中國文化》（《東西文化》頁十七），謝扶雅也伏案大做其《來布尼茲與東西文化》（《嶺南學報》一卷一期）。他們的結論無非是「嘻，何酷似『聖人之徒』也！」洋權威引過來，正好可填補他們「子曰」、「詩雲」意識的空虛。既然得觀古人之光耀，又聞洋人一言以自壯，無怪乎他們都那樣活潑潑的了！ 　　以上三派都可說是利用西方的。他們比前面六派開化多了，也斯文多了。他們既宣揚中土的「道」、「體」真傳，又承認洋人的「器」、「用」價值。他們的算盤是如意的，方法是兩全的：繁複的中西文化被他們往簡單整齊的公式裡一裝，手一拍，大功就告成了！ 　　大團圓病 　　大團圓病是比以上三種更會夢囈的狂病。犯這種狂病的人，大腦大概休息了，小腦卻正在反射，反射了半天，反射出一個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覺得天下順眼的東西都可以融會協調和凝為一。這種反射從董仲舒開始，射到今天還未打住。錢穆接過來，一口咬定「這是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個特性」。 　　中國人對外族異文化，常抱一種活潑廣大的興趣，常願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來營養自己的舊傳統。（《中國文化史導論》頁一六二） 　　反過來說，中國文化對西方卻又存一種禮尚往還的回敬，對於近代西方思想上之衝突矛盾不得解決處，可有一番意外之貢獻與調和，（《中國思想史》自序） 　　這樣一來，中西雙方都占了便宜了。可是錢穆意猶未盡，他居然說出「並不想專為中國文化抱殘守缺」！他主張只要中國人對自己傳統文化之最高精神，能不斷提撕……則此後中國之文化新生，決然仍將為中國傳統，而我們也希望中國文化能融入世界文化中而開展出世界人類之新文化。（《文化學大義》頁八十） 　　這種大團圓的好夢做來好像對中西文化至公至正，毫無偏袒，其實錢穆的內心深處是「項伯式」的，雖然拔劍起舞，本意卻在「以自翼蔽沛公」。「沛公」者，中國文化是也；中國文化者，孔子教義是也。孔子教義將決然為後起的世界文化新生運動中，求在人類歷史本身內部，覓取文化真理者的唯一最寶貴的教養。 　　（《孔子與世界文化新生》） 　　如此「決然」、如此「唯一」，真不愧是標準的「唯我論」（egotism）！讀了這些新預言，我才知道所謂「世界文化新生」，原來競是向孔子教義看齊；而西方文化新生的結果，竟是讓中國聖人來當家。這就是錢穆的「文化客觀真理」。我寫到這裡，真忍不住要歎氣說：所謂中國今日的「史學家」，畢竟還是「近乎卜巫之間」的人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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