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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欽命要犯上了門 　　孫中山自己大意，顯然低估了清廷的辦事能力。清廷雖然無法搞今天「校園間諜」那一套，但是雇老外來跟蹤，卻也相當拿手。我們試看一下當時洋偵探在十月一日到五日間的跟蹤報告： 　　馬格裡爵士〔注十二〕 　　波德蘭 　　關於孫文事件 　　爵士： 　　關於我們十月一日通信上所提的事，我們現在報告你。我們在赫胥旅館方面，做有系統的監視。在一日那天，就是星期四，此人於下午四點半鐘外出，沿著斯屈朗走，經過佛立特街（Fleet Street），到露朅特場（Ludgate Circus），看看商店的玻璃窗子，以後又回到旅館。那時候是下午六點三十分，以後就沒有看見他出來了。 　　在二日星期五那天，他於上午十點三十分離開赫骨旅館，雇了一個一〇八五〇號四輪馬車裝行李，坐到葛蘭旅店街八號，將行李運入，該人亦進去。 　　他在該處到上午十一，點三十分才出來，步行列牛津街（Oxford street），看看商店的玻璃窗子，於是走進上霍爾龐（High Holborn）一一九號（文具店），再進加快食堂（Express Dairy Co.），吃了中飯，於下午一點四十五分回到葛蘭旅店街八號。 　　下午六，點四十五分他再出來，走到霍爾龐的一個飯館裡停留了三刻鐘，再回到葛蘭旅店街八號的時候，已經八點三十分鐘，就不再看見他了。 　　以後每天都有人監視他，但是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發生。此人常在主要的街道上散步，四周顧望。他不在家裡吃飯，到各種飯館去吃。 　　提起你電報裡所說的一層，我們可以說在監視期間，他不曾見過什麼中國人。在利物浦聽說有幾個在「Majestic」和他同船的人，答應到倫敦來看他。 　　講到照相這個問題，我們恐怕非等到天氣好些，不能辦到。 　　無論如何，我們對於這點總是盡力注意。 　　你忠實的司賴特偵探社（簽名）〔注十三〕可見孫中山的一舉一動，都已在清廷中國使館的雇人窺視之中。在這種情形下，孫中山居然還「洋裝，改姓陳」，跑到使館中去，欽命要犯上了門，不惹出麻煩來，又豈可得乎？ 　　「不得不如此立論耳！」 　　既然是孫中山自己進入使館的，孫中山為什麼要在《倫敦被難記》裡說與真相不符的話呢？這個答案，孫中山「四大寇」 　　老友之一陳少白，在《興中會革命史要》裡道出了原委。陳少白說： 　　當時孫先生怎樣會被公使館拘留起來呢？照孫先生自己做的倫敦蒙難記所說：是道遇公使隨員鄧廷鏗（號琴齋），自言是香山同鄉，他鄉遇故，就拉到鄧家內談天。原來他的家，就是中國公使館。以後先生又遇到好幾次，未了一回，就被挾持登樓，禁諸室中。但是實際，並不是這樣一回事。當時孫先生對我說，他早已知道公使館，他故意改換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館去宣傳革命，後來公使館的人疑惑起來，因為當時廣州起義之事，傳聞還盛，以為這人或者就是孫逸仙，公使隨員鄧廷鏗因為是同鄉，就試出他的確是孫逸仙，於是孫先生就被他們拘禁起來了。 　　孫中山另一位老同志鄧慕韓在《孫中山先生傳記》裡也說： 　　按先生倫敦使館被難有二說：一為使館計誘，即先生自著《倫敦被難記》所述；一為先生自進，即先生事後對人所言。……以情理論，應取自進說，緣誘先生為鄧廷鏗，時不過為一使館微員，途遇一鄉人，安知即為先生？即知之，于倉卒間安敢行此非常手段。必須奉准公使，詳商辦法，然後進行。須曆若干時間，方能辦到，斷無即遇即禁如此之速。《倫敦被難記》所雲計誘者，蓋著是書時，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滿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論耳。夫明知使館尚敢進去，益見先生革命之勇敢精神。特將採錄理由，附識於此，以釋群疑。 　　孫中山另一位老同志馮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一集中也說： 　　中山每日造康寓敘談，因於途上與使館隨員鄧琴齋邂返，鄧與中山為舊識，他鄉遇故，頗與往還。鄧之友人亦以鄉誼之故，漸相結識，但不知為孫文耳。九月初五（陽曆十月十一日）中山偶過使館門外，遇同鄉數人子道，各以粵語問訊，並邀中山入室，略敘鄉誼。中山從之，入門後，即被二人挾持登摟，禁諸室中。 　　可見孫中山早就知道他自動去的地方是哪裡，他寫《倫敦被難記》故意說不知是使館，並說自己在入門前被挾持，目的是「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滿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論耳」！ 　　由此可見，《倫敦被難記》的寫作，是當時政治宣傳品，政治宣傳品的目的是政治宣傳，不能算是信史，用信史眼光去看，就未免太不瞭解政治人物了、就未免太天真了（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裡自承：「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義，處處打幾分折頭，庶無大過矣！」 　　《戊戌政變記》在當時也是政治宣傳品，不能算是信史）〔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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