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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改良與革命 　　我在《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一書裡，曾有專章—— 　　《（改良）與（革命）之間）——討論孫中山的轉變過程，我說： 　　在這種「參與」的過程裡，孫中山不但認識了鄭官應，並且還在鄭官應家裡會到了綽號「長毛狀元」的王韜，王韜還為孫中山寫了介紹信給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以達成孫中山《上李傅相書》的積極效果。但當孫中山最後知道「上書請願」的方式走不通以後、當他深切知道「改良主義」的手法達不到以後，他又回歸到革命的路線。 　　我又說： 　　這個分野，也就是從「改良」觀點到「革命」觀，點的分野；這個分野，它的最後爆破點是《上李傅相書》的失敗。 　　關於上書的事、關於這次走改革路線的經過，我們在孫中山的自述《倫敦被難記》中也可得到主要的說明： 　　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名之曰「興中會」。其黨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不合子時勢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漸進方法，請願子朝廷，傅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代專制及腐敗的政治。予當時深表同情，即投身為黨員，自信因為國利民福計耳。 　　中國睡夢至此，維新之機，苟非發之自上，殆無可望，此興中會之所由設也。興中會之所以偏重於請願上書等方法，冀萬乘之尊或一垂聽，政府之或可奮起。且近年以來，北京當道諸人與各國外交團接觸較近，其子外國憲政當必略有所知，以是吾党黨員本利國福民之誠意，會合全體聯名上書。時則日本正以雄師進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時機，而在朝廷亦恐以懲治新黨，失全國之心，遂暫擱不報。但中日戰爭既息，和議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詔，不特對於上書請願者加以叱責，且雲此等陳請變法條陳，以後不得擅上云云。 　　吾黨於是撫然長歎，知和平方法無可複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且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會，多不滿意于海陸軍人之腐敗貪贖，平時驕奢淫逸，外患既逼，則一敗塗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遠、愈積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圖所以傾覆而變更之者。 　　在這段話中，孫中山原始的改良主義的色彩，是非常明顯的。 　　所謂「和平手段」、所謂「漸進方法」、所謂「請願於朝廷」、所謂「冀萬乘之尊或一垂聽」、所謂「政府之或可奮起」、所謂「全體聯名上書」、所謂「和平方法」等話，都是明顯的改良主義的語句，都不是革命的立意與手段。直到這些立意與手段都「無可複施」的時候，才輪到「不得不稍易以強迫」、「徐圖所以傾覆而變更之者」。 　　今天宣傳孫中山革命歷史的人，他們總是把孫中山一開始就描繪成一個反對改良的革命派，甚至從幼年就開始「蓄革命之機」了。這是很不瞭解孫中山真正懷抱的說法，是很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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