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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志留紀(1)

胸懷大陸，志留臺灣　露骨卡好，何必蓋棺 　　我家住臺北市敦化南路大廈中，二十年來我有幸碰到好鄰居——牙醫張善惠、林麗蘋夫婦，牙醫開醫院，太太做「院長」。「院長」的老爸當年手握上海市情治大權，殺真假共產黨無算，剛來臺灣時，人心惶惶，她老爸每逢吃飯時就恐嚇：「有得吃就吃，等共產黨來了，我們全家跳淡水河！」雖然是五十年前往事，「院長」說她仍心有餘悸，覺得每頓飯都吃得痛苦不堪。五十年前同一時間，我家也從上海來臺灣，爸爸雖非「院長」老爸那種國特級，不怕「會被共匪剝皮」，但既一起逃難到孤島之上，同歸於盡，自有可能。一個叫宗榮祿的小國特，他寫回憶錄說他來臺灣前，約他山西老鄉宋偉霖教授一起來，宋教授責備他說：「國民黨已壽終正寢，你還想親視含殮。」我看到這段話，心裡為之一震，我李敖本來明明是同歸於盡的，但陰錯陽差，居然又看別人「壽終正寢」了，並且有「親視含殮」的機緣了，這種「你死我活」的結局，想來也真是奇遇。何況，在使蔣家偽政府「壽終正寢」上，我又不無促死與鞭屍之功，這種奇遇，就更杠上開花了。 　　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我回信給汪榮祖，曾一吐我對這奇遇的心境： 　　……我就是看不過去，就是要在這島上，給知識份子留下浩然之氣的榜樣。我的手法是霹靂式的，因為施的是天威，所以雷劈之下，不論首從。雖然以劈「當路」的「豺狼」為主，但是兼問「狐狸」，有時也有必要，我滿喜歡一幅漫畫，畫的是打獵家在家中牆上，以所獵動物頭標本為裝飾，但在牆腳下的老鼠洞旁，卻有另一裝飾，蓋老鼠頭標本也！此公對敵人一視同仁、葑菲不棄、巨細不遺、大的要、小的也要，真是要得！ 　　……今之臺灣知識份子不成才，賣身上床、粉墨登場而不以為恥，此真顧亭林所謂之「亡天下」也！顧亭林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是政權的失落，「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國民黨「亡國」是他家的事，但是率二流、三流、不入流的知識份子以「亡天下」，我卻要站出來打，打它個明白。 　　這種浩然之氣，就是我幾十年來的一貫人格與風格。它的形成、它的正果，有著漫長的心路歷程與身路歷程，而我願以回憶錄和快意恩仇錄來做一清算，顯有施教和典範之意存焉。 　　我但白寫出我並沒有很好的天資和背景，也非天縱之聖，而是自己困學硬造出來的豪傑人物，甚至近乎聖人。一九八二年，我回信給黃妮娜，有這樣的告白： 　　……你知道我婚喪喜慶概不參加……你和新郎的喜事，我不能參加，你們倆當不會見怪…… 　　你結婚後，自然離開臺灣，遠托異國。你為理想坐過牢、受過難，如今離開這個令人痛苦的島，去過一種新生活，似乎該為你慶倖。按說人不該老是做戰士，總該新陳代謝，總得有個退休，有個變化。所以你此後遠走高飛，不能說你不對。人要為同胞活，也得為自己活，不然豈不是聖人了？要人做聖人，總是強人所難的。你年紀輕輕的，就被國民黨關那麼久，如今苦海餘生，別做打算，也是合情合理的。 　　至於我，顯然老是做戰士，無新陳代謝之可言，沒有退休、沒有變化，似乎該以聖人論了。套句明朝哲人的話：我做聖人，我做不到；但是聖人做我，也不過如此吧？我想，即使孔夫子在臺灣，在國民黨這樣統治之下，做的也不會比我更多吧？…… 　　這種類比，就是我自許的根源。王安石讚美被人惡罵的馮道，說他有「聖人行」（聖人的行為），我自許自己就是做有「聖人行」的豪傑。自己窮困時候，一頓頓餓飯幫助老師，此「聖人行」也；自己富有時候，一把把鈔票支援難友，此「聖人行」也；自己坐牢時候，一篇篇文章搶救奇冤異慘的死魂靈，此「聖人行」也，「聖人做我，也不過如此吧？」至於仗義聲援弱小、疏財領先抗暴、出山以救蒼生、入獄以謝知己、散盡收藏以助慰安婦……此「聖人行」也，「聖人做我，也不過如此吧？」但我為何引起爭議？為何不乖乖像聖人一樣，淨得嘉名？追究起來，有原因在，就是我太但白了、太尖銳了、太兇悍了、太生不逢時了，所以雖「聖人行」不止，卻「惡人名」不已，所以我的嘉名，沒得到應得到的程度與濃度。這種不相稱，不是從我開始的，早從古代的聖人墨子，就遭遇到了。墨子是熱心救世的人，班固說「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說墨子住的地方，煙囪還沒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來，動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一方面卻血口噴人，罵墨子「是禽獸也」。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偽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為君子、以學稼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生活起居，都要乘輿代步、從者眾多的大排場，這樣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來，是應該臉紅的。孟子不但不臉紅，竟還罵墨子是禽獸，這又算什麼呢？比起儒家的聖人來，墨子們卻沒得到應得的嘉名，這當然不公道，不過，有一點公道的是被罵禽獸，罵他的還是聖人級的人物，但李敖呢？在文章中和電視call一in中被罵禽獸，罵他的卻是小人級的狗腿了，但我有比墨子優勢一點的是，我因為太但白了、太尖銳了、太兇悍了，我可以報復回去，不在乎形象，墨子卻做不到。所以，同為「聖人行」的，李敖活得雖難度最高，卻活得最痛快，痛快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公然自大。我曾告訴陳彥增說：「大概只有像你這樣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對我這種『關門自大』的態度，不以為異，也毫不見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習慣我這種大模大樣了。其實我的自大，從不表現在臉上，只是表現在身上，我從無『滿臉驕氣』，卻總有『一身做骨』……只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嗎？」我認為，自大如果變為一種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貴的。李鴻章、戴高樂（DeGaulle），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們在受別人氣的國勢裡，居然能以氣勢淩人、以自大獲得別人的懾服與尊敬，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鴻章、戴高樂他們這種大模大樣的外鑠，都因為在內心中，他們真的都有舍我其誰的氣魄，所以「誠於中，形於外」，就有那種架式出來，並不是演戲，而是真的舍我其誰的。三十年前，《紐約時報》的兩名記者包德甫和沙蕩夾住我，跟我合照一相，一邊照相我一邊說：「糟糕，我被美帝包圍了。」——他們知道我這個中國人自大，而願一左一右側立拍照，可是，我仍舊嘴不饒人，真情以玩笑出之，我深愧不如李鴻章和戴高樂也。 　　當然，你自大，你自我肯定的部分，別人並不一定買帳，鄧維幀要辦《政治家》時，跟我談過很久，我就告訴他我應該是第一期的封面人物。他問：「為什麼？你又不是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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