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李敖 > 李敖快意恩仇錄 | 上頁 下頁
18.志留紀(2)


  我說:「就因為我不是政治家,所以才應該找我。政治家是應由思想家來領導的,你說對不對?要不然水準就會降低,會變成政客。羅素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時,不是也莫名其妙嗎?他覺得他應該得和平獎才對。」羅素為什麼會有自我肯定與別人肯定的落差呢?原因無他,你的偉大,別人不知道百分之百,只能知道百分之幾而已。明朝未年,姑蘇才子湯卿謀說人生不可不具三副眼淚:第一副眼淚哭國家大局之不可為;第二副眼淚哭文章不遇知己;第三副眼淚哭才子不遇佳人。後逢甲申之變,傷心而死,活了二十四歲。這位短命才子以文章不遇知己而哭,其實這種情形不以小牌作家為然,即使大牌作家如袁枚等,雖名滿天下,但讀者所測其淺深,也極有限,文章遇得的知己也只是部分而已。我李敖以文章名,但讀者所知,也只是部分而已、甚至是一小部分而已。不過有一趣事,聊可推翻明朝才子,一九九二年一月三日上午,我在榮民醫院排隊領藥時,有兩個阿婆插隊,我斥責之。事後有一漂亮摩登女士回過頭來說:「李敖先生你的《北京法源寺》寫得好極了!」我一時認不出她來。後來她拿出名片,才知道她是鄭淑敏。我說:「十多年前遠流老闆介紹過。你愈來愈年輕,認不出你來了。」我的《北京法源寺》是我「不遇知己」的「文章」,但得「佳人」品評如上,自是佳話。可惜一些「佳人」,她們正如古話說的「卿本佳入,奈何從賊」,她們跟錯了男人、認錯了體制、入錯了政黨,「從賊」以去,未免可惜。

  有收藏家刻收藏印,印文是「但願得者如吾輩,雖非我有亦可喜」,對藝術品和女人,我的心胸亦複如此,只是得者多為牛糞,故鮮花插上,殊殺風景耳。一九八四年春天,我在路上認識了台大心理系的「淵如」,很有味道的女孩子,我認識她二十分鐘就約她到我家,她跟我來了,後來還定了下次約會時間。不久,我收到她的信,她說還是不再來了,說她寧願過平凡的日子。又在電話中說她還是跟定她相識已久的政戰學校的男朋友了,我對她太「高」了。掛了電話以後,我的感覺是一片惋惜——鮮花又插在牛糞上了。」但願得者如吾輩,雖非我有亦可喜」,可是,誰又能如吾輩呢?

  為什麼我的人生不像明朝才子那樣悲慘呢?因為我用玩世的喜感「化」掉了一切,所以遇到不如意事,我不但沒有三副眼淚,連一副也沒有,有的只是哈哈一笑。不如意事以外,我發為評論,評論中也考究玩世的喜感。例如一九八九年有所謂無殼蝸牛臥上街頭,以無住屋為抗議的活動,孟絕子打電話來,聊天中談到如何才能有效逼國民黨偽政府面對房屋政策,談的結果,發現只有採集體大便模式,才能奏效。無殼蝸牛們應以一萬人為集合人數,先到中正紀念堂大使,如官方再形玩忽,則二十四小時後,再去慈湖大便……(略——

  編者狗屎編者——文嶺)於是,無殼蝸牛們無屋可住,逐水草而居;國民黨有屋住不得,逐水肥而居,餘味無窮之下,民進黨進無隙拉大便,退無緣撿水肥,其逐臭空間,也隨問政空間一體減少矣。

  政治問題,大便解決,其斯之謂歟?惟一的流弊是,有朝一日,國民黨政府房屋政策落實過度,蓋好以後,以為是國民住宅,其實全是一間問公廁。蝸牛又叫苦矣!——這就是我玩世的喜感。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李甯代《政治家》訪問我,說:

  「你的確是個很好的宣傳家。是你的性格如此嗎?還是另有原因?」我答道:「當然一部分是我的性格,另一個原因是我的戲,」「我出道的時代跟胡適不一樣。胡適那時代的知識人很受尊重,而胡適出來時就是大學教授,當然容易造成一個好形象。我一出道就是流氓,靠打天下起家,所以,不斷有訴訟、不斷有花邊新聞,不可能有好的形象。可是這有助於我的發言權,當輿論這樣封鎖我時,它還是無法完全拒絕我,還是要登我一個百分比,因為它忍不住不登嘛!」我舉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獄為例:「這次我出來,《聯合報》登了我的消息,《中國時報》不登,聽說余紀忠開會時很生氣,因為漏掉新聞他們也吃不消。《聯合報》一開始雖然登了,可是後來我寫了一封信到《聯合報》,他們就不登我的,登別人的。不過,沒關係,他們總要給我一個百分比。」就靠這一點百分比,我迂回性的、點綴性的突破了這個島對我的封鎖。訣竅無他,我是真人演假戲而已。——假戲不是虛偽,而是有技巧的「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在這島上,別人是靠成群結隊狼狽為好造勢,我卻靠獨來獨往單槍匹馬造勢,比別人難多了,所以要會作戲。我的戲目有很多種。第一種是要有「狂氣」,狂氣就是有話直說,不必謙虛。在許多方面,我的表現一點也不謙虛,不過,這就是我。當我覺得我是第一的時候,為什麼我要說我是第二?我要打破這種虛偽。更有甚者,我表現我是第一的時候,是乾脆以自吹自擂的姿態,大言慚人的。我的敵人胡秋原罵我「詐瘋魔」,這次他說對了。英國文學家蕭伯納說:「人家捧我,我很不安,因為捧得不夠。」蕭翁畢生自吹自擂,狂氣不脫,良有以也。狂氣以外,另一種是「流(流氓)氣」。周作人說寫文章要有點流氓氣,其實做人也當如此。有流氓氣就是敢做敢當、不恤人言、不怕聲名狼藉,為了真理,不怕人說閒話。孟子說匡章是天下大賢,但是舉國都說匡章不孝,因為他跟他老子爭是非。可是孟子為他跨刀,孟子說大孝子才敢這樣做啊!可是匡章的不孝卻一直洗刷不清,只有靠孟子來保銻。有時候,壞名譽會跟著你走一輩子,你沒辦法,也只得由它跟著走。這時候,有點流氓氣就發揮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至少不會像匡章那樣痛苦。流氓氣的最大特色是對閒話的反應異乎尋常:「是老子幹的,又怎樣?」這樣一來,手足無措的,就換成說閒話的本人。一如閒話說一少奶奶偷人,偷了姓王的,如果少奶奶的反應是:「老娘偷了好幾個姓王的,你說的是哪一個?」這樣一來,手足光措的,就換成說閒話的本人。

  在我表現狂氣的時候,看起來有大頭症、有自大狂,其實我內心深處,可自我謙虛得很。我常以出糗的故事,來澆自己多麼有名的涼水;也用兩個故事,挖苦我沒有那麼有名或有名有過了頭。一次在高雄,向市警察局索賠,它的副局長迎面而來,親熱地握住我的手,讚美說:「李先生,我久仰你,我早就拜讀過你寫的《高山滾鼓集》!」一次在臺北,路過大安分局,它的一名員警拉住我,也讚美說:「李先生,我久仰你,我早就看過你寫的《野鴿子的黃昏》!」我想,對我說來,固飛來劣書,空降頭上,弄得啼笑皆非;但對劣書作者(柏楊和王尚義)說來,也將生而切齒、死不瞑目吧?有了「狂氣」和「流氣」,再加上我的「義氣」和「勇氣」,自然就形成了完整的李敖綜合體。這種綜合體總歸戶在玩世的喜感上面,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李敖了,我玩世的法子很多,我常用的一個,就是盯住一個人,在他身上,胡思亂想一陣。這一胡思亂想,這個人完全不知道,但他已被我千裡外取其首級或攝其魂魄或其他了。這種隱秘的趣味,不是「意淫」,意淫是對美女用的,可是這種胡思亂想,卻是專門用來對付男人的,其中尤以醜男宿敵為多。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九日,我寫過一篇《我要吻周聯華》,稍舉數例,以泄天機:

  一、我盯住了周聯華-周聯華是教棍。我討厭教棍。我討厭周聯華。不過周聯華比台中思恩堂那教棍沈保羅要好-拉王輪的卻廁身學術界,學術界苦矣!蘇南成嗎?不是。蘇南成不要臉臺灣第一,可是論醜卻臺灣第二。臺灣第一醜不是別人,乃是許水德。許水德醜得可真上相,尤其他那天庭之內,凸凹不平,好像沙皮狗加豬頭肉,醜死人了!國民黨竟把這種丑類不徙入南海而引進政壇,其罪狀也,與破壞生態環境相等。不過,許水德之醜,倒還慈祥,不像鄭周敏、黃任中那樣醜得有殺氣,這可算是惟一令人稍得喘息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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