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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三疊紀(2)

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到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這段期間，一直關在臺北市博愛路警備總部保安處；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這段期間，一直關在景美秀朗橋下軍法看守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這段期間，一直關在土城「仁愛教育實驗所」（「仁愛莊」）。「仁愛教育實驗所」原名「生產教育實驗所」，地點設在臺北縣土城鄉仁愛路二十三號，是把政治犯洗腦的大本營，名之為感訓，其實「仁愛」而能「實驗」，其「教育」可知矣。在感訓的歲月裡，謝聰敏和我被關在同一問房裡，一同忍受一波又一波的洗腦、抵抗一波又一波的洗腦。洗腦是完全失敗的，他是他，我是我，我們誰都沒有改變。如果有所改變，那是變得更頑強。出獄以後，謝聰敏遠走高飛，到海外去做他的政治活動；而我呢，守死不去，在臺灣繼續依然故我，只是多寫了一百多本書掉頭給官方洗腦，以為回敬。告訴他們：你們關錯了人，我不是台獨分子，你們卻把我當成台獨分子來關。好吧，就讓你們付點代價吧！ 　　多年的牢房生涯後，謝聰敏和我分別出獄，我對謝聰敏的看法是：把我咬進台獨案，就政治手段言，是高杆；就朋友之道言，是卑鄙，我個人對朋友之道，是很古典的，我無法接受這種為政治而犧牲朋友的卑鄙，所以出獄後十多年，我跟他形同絕交狀態，沒有任何來往。一九八五年，美國全美臺灣同鄉會邀請李敖訪美，卻有化名「莊腳人」的，在《臺灣公論報》表示反對。因為「莊腳人」不是個人而是團體，是台獨聯盟欲借李敖引起爭端，煽動臺灣同鄉反對全美會主席，因此引起洪哲勝和謝聰敏的反駁。洪哲勝寫《從李敖事件看臺灣人的統戰觀》，發表在《美麗島》第二四三期（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五日）；謝聰敏寫《君子和而不同》，發表在《美麗島》第二四五期（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謝聰敏文中有這樣沉痛的話：「一個革命組織在誇耀它的偉大成就之際，也應該回顧那些被犧牲的人怎樣在黑暗中忍受他們的痛苦。李敖就是為台獨聯盟走進政治監獄的。現在全美臺灣同鄉會邀請李敖來美訪問，反對的聲音竟然來自《公論報》未曾亮出姓名的『莊腳人』。」「特務逮捕李敖，也有相當的根據。一九七0年，李敖為彭明敏教授出走事被特務跟蹤，他拍下跟蹤便衣人員的照片，附著泰源監獄政治犯名單送給國際特赦協會秘書長馬丁·恩耐爾斯。台獨聯盟獲得國際特赦協會發表的照片和名單，刊登在《臺灣青年》雜誌。在這次照片和名單刊出之前，《臺灣青年》也刊登彭明敏教授被調查局便衣人員監視的照片。特務遂斷定這些都是李敖的傑作，懷疑李敖和台獨聯盟一定暗中聯絡。一九七一年；日曆過年，有人在北上火車經過臺北延平北路平交道時散發大批傳單。傳單上說： 　　『歡迎外省人參加台獨，歡迎李敖參加台獨。』這就是特務對我刑求逼供，羅織『臺灣本部』，編造李敖參加台獨聯盟的根據。」「就李敖和臺灣人的關係來說，我認為臺灣人欠他的比他欠臺灣人的更多。」……謝聰敏在我和他形同絕交的狀態下，還寫公道之言，大聲疾呼臺灣人欠李敖的比李敖欠臺灣人的更多，光此一事，就可看到他的政治氣度，遠非今天對李敖忘恩負義的臺灣人可比。臺灣人的每下愈況，洵可知矣！ 　　咬我進去的不止謝聰敏，還有魏廷朝。魏廷朝第一次出獄後，跟我說：「只要有反國民黨的事，你就算我一份，不必通知我了。」其言甚壯，聞之可喜。後來他不通知我，就把我咬成台獨分子，大概也是心同此理。我出獄後，他弟弟魏廷昱來看我，我說：「我被你哥哥和謝聰敏咬成台獨分子，坐在冤獄裡，心想這兩個臺灣人是最壞的臺灣人；現在我閱臺灣人已多，發現他們兩個是最好的臺灣人啦！」臺灣人的每下愈況，又可知矣！ 　　我在坐牢時代，認識了我最難忘的一個「匪諜」——黃中國。黃中國是個怪名字，我戲稱他叫China Huang，並開玩笑說：「『黃』字在中文裡動詞用法是把事情給弄砸了，你這黃中國，是把中國給弄砸了，憑你這名字，你就該坐牢！」我第一次見到他在軍法處第二房，隔壁一位大學生鬧絕食，我聽到走廊上一個山東口音的人在罵他，說：「年紀輕輕的，就找死啊！就要餓死自己啊！你笨蛋！」我從牆上窺視孔看過去，看到的就是黃中國。黃中國五十多歲，是一個好大的胖子，肚皮之大，全看守所我看到的人中，允稱第一。他皮膚粗糙、面目黧黑、傻不雞雞的。他那時新任外役，每天替我們押房中的送飯送水。送水是用塑膠水桶，每房一個，他用一根粗麻繩，在飯後把水桶一個個串起來帶走。串水桶的時候。空桶相碰，通通作響，我們就知道是他來了。坐牢的人聽覺都非常敏銳，敏銳到可以聽出牢門一開，開的是第幾號房或大概第幾號房。這種生存能力的離奇，沒坐過牢的人是難以想像的。黃中國原住第九房，和李政一同房，他因為案子很小，又沒有共犯，就被調出來做外役。外役是囚犯們最羡慕的工作，因為他們住的牢房房門白天不鎖，他們可以在走廊或院裡走動、可以抽煙、可以看到家屬送菜時包菜的有油的報紙、可以趁班長不在時同別人偷著講話……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簡單，黃中國自然也如此。 　　我在第二房從二月住到七月，在袁耀權被判無期調走後，就一人獨居。七月裡修房子，我改調十一房，十一房是大房，「容積率」五人，但我親眼見過關到十一人，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睡的。我住入十一房後，改關三人，另二人是第三房的李國龍（輔仁大學學生）和高時運（高山族縣議員，我開玩笑，說他的名字讀起來像「狗屎運」）。李國龍是我的小兄弟兼崇拜者，高時運與世無爭（至少與平地人無爭），由我做龍頭老大，三人相依為命，倒也痛快。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下午，忽然外面哭聲大作，遠遠地聽到一個人連哭帶喊，漸漸過來，中間還夾著腳鐐拖地之聲。不料到了我們房門口，忽然房門大開，一個大漢，滿面淚水、滿身汗水、上身赤條條、下體只穿內褲、掛著腳鐐，被監獄官和馬士官長一擁而入。大漢不是別人，就是黃中國！黃中國一進房就大喊：「李先生啊！ 　　什麼案子嘛！他們判我死刑啊！」聲音發自山東男低音的一種嘶喊與絕望，令人悲憤、令人同情。馬士官長向我說：「李先生，我們老鄉情緒不穩定，我們不得不偏勞你照顧他，代他寫個狀子。」隨即對黃中國說：「你別擔心啦！有李先生照顧你，給你寫狀子，包你無罪回家。戴幾天腳鐐，不算什麼。」 　　黃中國聽了，突然雙膝跪倒，噗通噗通向我磕起頭來，大喊： 　　「李先生救命！李先生救命！」我趕忙將他扶起來，弄得身上都是他的淚和汗。我安慰他，說：「不要擔心，有李先生在，一切都沒問題。」就這樣的，折騰了兩三個小時，黃中國情緒稍微平靜。晚飯到了，大家席地而坐，要開吃了，黃中國忽然從行李裡掏出五條雞腿，那天正好中午加菜，囚犯每人一吃一驚！黃中國分了兩條給我，李國龍、高時運各一條，他自己一條，就大吃起來，了無異狀。飯後我向李國龍偷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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