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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彭屍紀(5)

　　我又寫道：

　　彭老師文中指出「危險而無理智的『中國情結』」是錯誤的，這話反面解釋，「安全而理智的『臺灣情結』」，自是可行的。不過，依我的先知水準，（別忘了我也是先知！）我始終看不出來一中一台有可行性，一中一台論者三十年來，從未提出任何論證（理智的論證）證明如何達成一中一台、如何抵抗大陸，讓他們放開黑手，讓臺灣去一台。有起碼常識的人都能清楚知道大陸絕對有「犯台」的能力、都能清楚知道美國人不可靠，何況通達世情、通達國際大勢的國際法權威彭老師及其門徒？雖然如此通達，卻還高唱一中一台——只有空頭主張、全無具體辦法的一中一台，這不是好夢又是什麼？這種一廂情願（wishfulthinking）的思考模式，施之于販夫走卒匹夫匹婦，猶可說也；施之于臺灣人的先知，不可說也！

　　什麼是一廂情願？凡是提不出具體辦法的號召，都屬之。

　　彭老師大作指摘「當局」不肯「以臺灣名義重新申請加入聯合國」，試問一旦彭老師成了「當局」，你能如願以償加入嗎？

　　加入聯合國，「共匪」不亡，絕無可能，這是起碼常識，彭老師太清楚了、太清楚了。別人可以一廂情願打如意算盤以意淫聯合國（其模式，與國民黨意淫大陸——「反攻大陸」完全如出一轍），但是，彭老師怎可如此？這種「危險而無理智」，氾濫成災，遂有「總統直選」等見諸彭老師大作，總統直選會帶來獨裁穹混亂，這也是政治學常識，別人爭權奪利可以這樣兒戲，前臺大政治系主任怎可如此？

　　彭老師說「臺灣當局數年來一些政策確在沿著我們曾經提倡的大方向進行著」，只是太慢。但是，縱太慢，也似有進境，可是，二十年後的王位先知本人呢？）十年來的進境又在哪衛？難道進境只在「總統直選」一類麼？易蔔生（Ibsen）一八八二年寫《人民公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寫那當時飽受打擊的先知，後來易蔔生自道，說當人民在十年後腳步跟卜先知的時候，光知自己又超出了人民十年。彭老師啊、聰敏啊、廷朝啊，你們超出的，又在哪裡？

　　三十年前，你們是先知；三十年後，你們跟他們當然有不同，但不同又有多少？當人民跟先知人云亦云，先知墮入魔道自說自話的時候，這就未免太對不起當年的自己了。

　　最後我說：

　　你們是我共患難的朋友，素知我為人，我可以容忍朋友的無情，但不容忍朋友的大錯誤——大是大非上的錯誤。因此，雖然我與彭老師漸行漸遠、與廷朝形同隔世，我仍忍不住要寫這封信向你們進言。天下能被彭老師虛心受言的人，恐怕也不多了，我敢說我是最後的一位。印度詩人說感謝光明但別忘了在黑暗中執燈的朋友。——我久曆人間冷暖，我從黑暗中來，也將回歸黑暗而去，我不奢求別人的感謝，但不希望與我同行過的老朋友在光明中目為之眩。該說的話，總歸還是不免一說。先「自救」方足以言「臺灣自救」你們三位先知，三十年後難道全無「自救」之處嗎？我真的不信啊！

　　信發出後，彭明敏、魏廷朝全無回音，理都不理；謝聰敏來電話，大意說老彭說政治是要奪權的，你李敖談那麼多是非幹嘛！我說知識份子不談是非只搞權力，是你們最大的墮落，我真為大家悲哀。

　　這封信寫了我最後的勸告——三十年後最後的勸告，我知道彭明敏是執迷不悟了。他永遠不再是三十年前還有靈光、清氣與理想的「脫俗」彭明敏了。

　　談起我這封信的三位收件人，我認為謝聰敏最識大體，他在牢裡誣攀李敖是台獨，為人卑鄙，但出獄後，在彭明敏等台獨分子恩將仇報，在海外發行攻擊李敖雜誌之際，曾挺身而出，寫文點破：「就李敖和臺灣人的關係來說，我認為臺灣人欠他的比他欠臺灣人的更多。」這是謝聰敏的公道處，他在誠惶誠恐中，仍不忘仗義執言；至於魏廷朝，他和我私交極深，我不在家的時候，他可以替我看家，可見我對他的信任。

　　以他跟我的深交，在牢裡誣攀我是台獨，我想他內疚最深。他出獄後只和葉菊蘭、謝聰敏來看過我一次，從此形同隔世，三年五載，才見上一面，吃一頓飯，不過有重要的事，他還是認為非李敖莫辦，我的回憶錄出版後，他還來找我寫一封信給台大法學院院長許介鱗檢舉台大弊案，並說這是許介鱗的意思。我奇怪，問他為什麼這樣處理，他說許介鱗認為由李敖出面檢舉，收信人可挾李敖自重，才好下手清除弊案。我為之失笑，我說你用我口氣寫來，我簽名好了。他欣然照辦。

　　至於彭明敏，就複雜得多，他從回臺灣後，在應付李敖上面，可謂盤盤皆錯，並且一誤再誤。更不幸的，是他又節外生枝，引發出一個爆破點。事情是這樣的：遠流出版公司老闆王榮文送了他出版的《彭明敏看臺灣》等書給我，其中收有「原載於《中國時報》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日」的一篇。「卜大中專訪」——《為畢生理想再盡心力》一文，是專訪彭明敏的。

　　該書第三十五頁有這樣的對話：

　　問：你對省籍糾紛有何看法？

　　彭：我認為情形已經不嚴重了，以後會更加和緩。我早年提出的「臺灣自救運動宣言」當中，就主張臺灣人與外省人一體合作，共建臺灣。但是我被拘禁之後，政府對軍公教各方面說明的時候，故意隱去這一段，反而誣稱我提倡殺盡外省人，用以分化省籍之間的感情。我贊佩的人當中有提攜我的外省籍師長，如胡適先生、薩孟武先生、傅斯年先生等等。也有外省籍好友，這說明我絕不是一個狹隘的省籍主義者，臺灣不能分成本省外省兩個族群互鬥，那只會帶來災難，應該合作才是。我也同意在政黨比例代表中有某種比例的大陸籍國會代表，但比例必須合理，產生方式也要有一定的民意基礎，這樣能使外省人有安全感。

　　我一看之下，為之一震。因為「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日」的《中國時報》原文，並不如此。原文在「我贊佩的人當中有提攜我的外省籍師長，如胡適先生、薩孟武先生、傅斯年先生等等，也有外省籍好友」和「這說明我絕不是一個狹隘的省籍主義者」之間，明明有九個字，被彭明敏暗中刪掉了，這九個字是：

　　包括反對台獨的李敖。

　　明明《中國時報》當天的原文有這九字真言，卻在《彭明敏看臺灣》一書中給刪掉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的看法有二：

　　第一、他是越王勾踐型的寡情人物，是「可與同患，難與處安」（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的人，在「臺灣人出頭天」的時代到來以後，李敖的利用價值已近於零，所以對李敖要敬而遠之；第二、由於李敖有一定的影響力，又反對台獨，而他們當年又誣陷李敖是台獨，使李敖家破人散、冤獄纏身、飽受刑求、坐牢多年，他們對李敖的定位、跟李敖的關係變得十分複雜，造成他們內疚和不便，因此但願漸行漸遠，力謀「脫身」，以策安全。不過，李敖待朋友雖然寬厚，卻非易與之輩，你對他過分不起，他極為難纏。而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三位，「脫身」之道，隨其智愚，各有不同。李敖拜他們三位之賜，坐了大牢，出獄以後，謝聰敏、魏廷朝至今尚能與李敖馬馬虎虎相處不被反目，而彭明敏卻獨獨不能，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彭明敏的一誤再誤使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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