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李敖　>　李敖快意恩仇錄　|　上頁　下頁
9.殷鑒紀(6)

　　在旁邊的一個學生談到「中國文化學院」的哲學系，我在這位哲學教授面前，開玩笑說：「你看，『中國文化學院』也有哲學系，這個學院，除了『水肥系』以外，簡直什麼系都有！」殷海光冷冷他說：「他們的哲學系，就是『水肥系』！」看到殷海光躺在那兒，我心裡想：學哲學的人要看得開才是，怎能得了胃癌這種病？胃癌的原因雖多，但老是心情不好是原因之一。哲學家怎可以老是心情不好？哲學家得了胃癌，就好像神父得了梅毒，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不過，哲學家倒可以得梅毒，叔本華是也。但殷海光當然不會，他的胃癌，就是梅毒！殷海光生「梅毒」時，群醫還沒束手，群友群學生卻先束起手來。那時候，「負債救人、義重如山」的，只有李敖一人而已。在整個的殷海光住院過程中，我只見過一個小書商賴中興送過一把香蕉。我在殷海光病床邊誇獎賴中興，我說窮人有窮人的做法，窮人盡他全力只能買一把香蕉送殷先生，這種情義，不可埋沒。賴中興後來自殺了，在大人物們大做殷海光秀的當兒，我想起這個小人物，我真懷念他。並不是說一定有錢才能表現這一情義，東吳大學學生陳平景沒有錢，但他為殷海光擦身捶背，幾達不眠不休的地步，這種義人，又有誰能比啊？耐人尋味的是，賴中興、陳平景都不是殷海光的學生，而殷海光的學生反倒如我所諷刺的：殷門弟子與殷海光的關係，多是「單向會」，多是靠殷海光提拔而不能有像樣的回饋的。張灝、林毓生等等，無一例外。林毓生口口聲聲罵李敖，但是為了發表文章，卻不能不托殷海光，到文星來借光。他們這些所謂學人，寫起信來，罵《文星》「輕挑」（該是「佻」）、罵《文墾》，『不上不四」（《殷海光·林敏生書信錄》頁七十七），但是為什麼要到「輕挑」的、「不三不四」的雜誌來投稿呢？這不顯然是偽君子嗎？何況，這種人的文章根本都寫不通的，殷海光收到後，寫信給他：「……你的作品和譯文，我收到時當即看了一下，『可惡』之聲，脫口而出。蓋因小的毛病大多，恐需花我三天修改，且需重抄。你應請我吃一頓好飯以補心血。」（《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頁八十三）結果殷海光沒有重抄，就給了我，我為之好笑！「殷海光的得意門生的中文，原來是這樣子的！」我在《給書呆子上一課》一文中，曾經把這篇由殷海光逐字逐句修改的不通文章第一頁製版發表，鐵證如此，林毓生還能賴嗎？不但文章不通，他們看家的方法學也是無所施其技的。殷門弟子不知天高地厚，以為會了方法學就一通百通，但在實際遭遇困境的時候，就不得不發出哀鳴。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國民黨林毓生在美國，寫信給《海光我師》，嗚嗚他說：「我最近讀書，思想有一個新境界，願意向您報告一下從前我對Methodology（方法論）有一項迷信，認為弄學問必先把方法搞好，這一方固然是受了Logical Empiricism（邏輯經驗論）的影響，另一方面更是因為看到『新亞書院型』的糊塗蟲對方法學不瞭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謬論的強烈reaction（反應），事實上，事情並不是這麼機械，學問絕不是應該把方法學『完』了以後再弄的，方法學如能學『完』，也並不能一定使人成為大學者。」（《殷海光·林坑生書信錄》頁八十三）殷海光看了這一段，批註「不謀而合版」，可見這種方法學的萬能論，在幾年以後，就發現是「迷信」的、是「機械」的、「學問絕不是應該把方法學『完』了以後再弄的」——他們念了那麼多年的書，才恍然大悟到這一淺顯的真理！但是，儘管恍然大悟，殷門弟子受了才氣所限，他們再在學海裡掙扎，結果也不過乃爾。以多年後張灝、林毓生拿國民黨的錢，跑回臺灣做演講秀為例，講來講去，也不過是故弄玄虛、不知所云而已。他們的功力與成績，幾十年下來，竟如此可憐，真教我們無法看得起了！

　　正因為空談方法而實學粗疏，所以一碰到硬碰硬的實學，他們便要鬧笑話，例如林毓生寫《漫談胡適思想及其他》，說他初中時「細看」過《胡適文存》，看過《胡適文選》自序一文云云，事實上，《胡適文選》自序只是「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一篇文章的副標題，又何能把它作為題目？何況，當時此文並沒收入《胡適文存》，只收入《胡適論學近著》，收入《胡適文存》，是到臺灣來以後的事。當時既沒收入《胡適文存》，林毓生又從何自《胡適文存》中看到這篇文章、可見他是憑空胡吹、自炫年少博學也！又如張灝寫《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作者儼然譚嗣同專家，但書中一開頭就說譚嗣同活了三十六年，事實上，譚嗣同生在一八六五，死在一八九八，何來二十六年？這些人今天還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呢！真是騙局呀。他們徒知抱洋書談中國，但一還原就鬧笑話。這種情況。

　　殷海光也不能免。他曾從洋書中看到Chin-ssu Lu，他猜這是「親疏錄」，問我對個對，我笑說，此即大名鼎鼎之《近思錄》也，根本沒有什麼「親疏錄」這種書喲，其實殷海光沒能成功的成為學者，並不是一件值得遺憾的事。而殷門弟子以學者姿態到處騙人，才真上是遺憾的事。殷海光一生的最大事功在勇敢反同民党，而殷門弟子在這一點上連個屁都不敢放，如此殷門弟子，丟人丟死也！台大教授劉福增是我同學，我們因打筆仗疏遠，已不來往。他在《首部早報》寫《沖出自由的警戒區紀念殷海光光中逝世二十周年》，指出殷海光「以最嚴峻的言論批評國民黨極權的特務統治」，這種「深入『自由的警戒區』去衝鋒陷陣」，」今天在臺灣（包括常在臺灣和國外之間來往的）所有號稱自由派學者的殷海光的學生或學生輩的人，都差多了。」不過劉福增補了一句：

　　「李敖也許算是例外。」我很欣賞我的老問學敢講這種公道話，雖然他不公道的用了「也許」兩個字。事實上，得殷海光勇敢反國民黨真傳並青出於藍的，只李敖一人而已。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六日到二十一日，湖北大學主辦了「海峽兩岸殷海光學術研討會」，陳宏正帶回一篇論文提要吸引了我，那是湖北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唐琳寫的《李敖與殷海光》，提要說：

　　五四運動的香火，在國民黨失掉大陸後，沿著由胡適——殷海光——李敖的次序在寶島臺灣代代相傳。就殷海光與李敖的關係來講，他們是師生關係；就個人感情來講，李敖熱愛老師、尊敬老師、拯救老師于危難之中。在殷門弟子中，李敖是最能體現殷海光狂進不已鮮明姿態的人。在始終不渝追求自由主義的過程中，他曾兩度下獄，儘管如此，在李敖與殷海光師承關係的表層下，兩人之間的迥異也是很明顯的，表現在：

　　1．自由民主氣質上的差異

　　殷海光所處的特殊歷史條件，使其民主自由思想帶有「救亡式自由主義」的傾向。即欲以自由主義來挽救國家危亡，對抗專制政權，以自由主義作為其關心國家、民族的啟蒙工具和反共救亡的思想利器。因此，他的自由主義含有國家主義的色彩。它具體表現為「一種單調的、片斷的、高高在蔔的、革命黨式」的氣質。它的鬥爭性是顯見的。但這種帶有很強的權威性和專斷性的自由民主氣質應該說與他提倡的自由民主是不協調的。

　　李敖的自由民主觀與西方自由主義的特質相似，都以個人價值作為出發點。李敖的自由民主表現出「一種自然的、從俗的、快樂的、嘻嘻哈哈的」氣質，它表面上很隨意，但其實具有很強的鬥爭性。在使自由民主生活化、大眾化方面，李敖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他似乎又走得太遠了，超越了現世的社會和思想，這也正是李敖自由民主氣質之不足的一面。

　　2．角色與人格動力的差異

　　表面上看，殷海光是一個單純地道的學者。剝開這層「外衣」．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在純真道德熱情驅使下奮鬥一生的靈魂。在殷海光用心最勤的學術專業邏輯與分析哲學上並沒有原創的貢獻。相反，大眾記憶中殷海光最鮮明的形象主要就是《自由中國》的一支健筆，一位不畏逆橫的勇士。殷海光最終的成就是人格上的。

　　李敖是一個怪物作家。他是知識份子與文化商人的混合物。一方面，他學識淵博、學貫中兩，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社會批判意識，同時，他又十分注重商業活動的效益原則和交換競爭原則。在某種程度上，他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知識份子。

　　這一隔海的文字，可說是殷海光與李敖的最好論斷了。

　　一個插曲頗為有趣。殷和光在世時，有一次筆仗，是同勞思光打的。勞思光最後批評殷海光，說他曲學而不阿世，殷海光很氣，跟我痛駡勞思光，說此人頭腦欠清。多年以後，勞思光自香港移台，臺北市東豐街原有一家電玩店，我路過時，在窗外常見裡面有一矮小枯瘦的穿西裝打領結小老頭在玩，其矮小枯瘦，與殷海光有幾分神似，原來就是勞思光。有時高信疆也和他一起。我笑問信疆：「你怎麼這麼無聊、這麼『與民同樂』，怎麼帶勞思光做起你們身份不該去的地方、玩起你們身份不該有的娛樂？」信疆笑著說：「誰帶他來了，是他帶我來的呀！」聽了信疆之言，我們相互大笑。後來東豐街電玩店關門了，久矣不見「勞」苦功「高」了。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飯後，與小屯在東豐街，一人走過，忽聞大宙嘆息一聲，小屯注意一看，說：「那不是勞思光嗎？」果然是他。我說：「這個書呆子，又出沒東豐街了，哲學學到徘徊於電玩之中、嘆息于馬路之上，哲學可真無計可施了。」雖然此光非彼光，但我每次碰到勞思光，就想到殷海光，光怪陸離，此之謂也。

學達書庫(xuoda.com)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