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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星火紀(4)

　　徐複觀最後被「逼」得「口中不能不稱」、「筆下不能不寫」李敖了，他好可憐喲！（他的作風，使我想起六朝之時，中國人家諱趨嚴，絕口不提自己爸爸的名字的事，徐複觀當然不會把李敖二字當成父諱，但卻巧合如此！）第二類「不敢提法」

　　以俞大綱、方豪等最精采。俞大綱寫《戲劇縱橫談》、方豪寫《方豪六十自定稿》，都請我校訂，但出書之日，序中只提別人，不敢提李敖。俞大綱、方豪不敢提我名字的時候，只不過時當文星犯諱和被封而已，我已經被敬而遠之如此矣，比照後來在我被捕時，台大歷史系出版《姚從吾先生哀思錄》，把與姚從吾的六人合照上，五人標出姓名，只有一個變成了失姓失名的「等」而不敢提此人即李敖之事，可知一切都在「骨牌理論」中！至於第三類「不肯提法」，試看國泰出版的《二十一世紀彩色百科全書》中沒李敖名字；中華出版《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中沒李敖名字；偽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中沒李敖名字……就可知道封鎖李敖，實在是一件時髦的事呢！尤其後者，值得細表：一九九0年六月九日，「中國電視公司」趙寧主持的節目中邀我亮相，限定錄影範圍，只談風花雪月，我趁機帶去這部書。我一面拿著書，一面指出：雖然美國《紐約時報》等都指出我是作家，可是「中華民國」偽政府卻不承認我是作家，由這部書就可以證明。這部書九百多頁，可是沒有李敖的名字，可見李敖雖寫了一百多本書，可是並非作家屬實（這一段錄影，六月十二日的電視上並未播出，也就是說，給剪掉了）。這部書是一九八四年六月出版的，發行人是偽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奇祿。全書從正文到附錄，共收入作家七百零三個。「中華民國」作家從頭數，數到七百零三個，還數不到李敖，可見李敖之不入流矣！陳奇祿在該書「序」中說：

　　「先總統蔣公昭示我們：『文化為文藝的根幹，文藝乃文化之花果。』……本會基於對作家的崇敬，對文學史料的重視，特策劃整理近三十年來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可見被國民黨文化官僚「崇敬」、「重視」的結果，原來是為「先總統蔣公」的「昭示」做註腳的，這樣看來，文化官僚們把柏楊、胡茵夢等七百零三人都當成作家奉獻，獨開脫李敖而不與，實乃真知我者焉！至於一九九八年時，頭腦不清的女人殷允芃以《遠見》雜誌開列影響臺灣的二百人，不肯提李敖，則是封鎖李敖的最新版，如此視而不見，就是這票人的「遠見」了。

　　在文星的讀者中，有一位請我吃飯，他是我台大同學王裕市的父親王崇五。他曾在俄國留學，是共產黨，後來被國民黨判死刑。他的舅舅丁鼎丞是國民黨大員，就拉他跟國民黨合作，免了他的死刑，還做到濟南市長。到臺灣以後，他擔任國際關係中心副主任，當時的主任是卜道明，副主任除了他外，還有吳俊才。「道明死後，吳俊才當上主任，他就退休了。他請我吃飯時，講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說他給共產黨辦過《紅旗》，他知道什麼是好文章，並且知道怎麼樣辦宣傳。他這輩子所看過的文章裡，能有魯迅的諷刺、胡適的清晰、陳獨秀的衝力，惟獨李敖一人耳！他說：「現在是團體對團體、組織對組織的時代，你只是一個人，在這島上，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傑，如果他只是一個人在這裡，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興風作浪？」他又加強語氣說，「李敖兄，不要以為你在這個島上無能為力，不要以為你能做的有限。如果毛澤東或周恩來他們一個人來到這個島上，他們也不能比你做得更多——如果只是一個人的時候，沒人比你做得更好。」王崇五的一席談，使我明確感到我一生的方向，就是我此生大概永遠要走向一個人的戰鬥路線了。但是，現在的戰鬥是群體對群體、集團對集團、組織對組織。當個人對群體時，個人便變得十分渺小，除非他也進入一個群體，變成寄居蟹，才能受到保護。如果純粹是一個個人，那就毫無力量。這種現象，表現在企業主管和政府大員身上尤為明顯，這種入在臺上風光不可一世，但一旦他變成一個個人時，他就什麼都不是了。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臺上神氣活現、一下臺就洩氣完蛋的道理，所以，他們看似很強，其實很弱，因為他們變成一個人時就不能存在。想想看：蔣介石如果只剩下他一個人，他絕對不如李敖行。我當兵的時候，我那個副連長每次小便都要拉人陪他去，因為他沒有人就不能撒尿，他完全是一個群居動物，根本沒有了自己。而我，我完全是一個個人——最有力量的個人。我能夠獨來獨往，也能夠孤軍作戰，我不是群居動物，但我卻一再展示個人的力量出來，絕非人海微瀾、沒沒無聞。在現代的戰鬥形態中，我是最後一位展現個人力量的，可說是「末代個人」。我死了以後，這個世界大概很難再出現這種伏爾泰式的怪傑了。

　　在文星時，一九六三年，美國《紐約時報》的名記者德丁（Tillman Durdin）、美國新聞處的副處長司馬笑（John Alvin Bottorff）約了我，三個人在一家咖啡館裡談話。在德丁提出的問題裡面，有一個很有味兒的題目，他問我：「為什麼在臺灣的這些大學教授們都顯得活力不夠？為什麼他們不像韓國那些教授們那樣生氣勃勃、勇氣十足？」我的答覆是這樣的：臺灣大學教授們不是沒有像韓國那些教授們那樣生氣勃勃、勇氣十足的情況，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時代教授們的氣象。現在不行了，現在他們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墮落的墮落了。留在大陸上的許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鬥；而到臺灣來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貨」和不入流的，他們在臺灣島上，十足表現出「沒辦法」和「無能」的醜態，這是不難想像的，他們只是把持住現狀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麼進步與朝氣了。為什麼我向德丁表示到臺灣來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貨」和不入流的呢？因為當年第一流的知識份子，根本不會跟國民黨走，換句話說，根本輪不到給國民黨來騙——他們早被共產黨「騙」走了。當時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識份子，他們是不會跟國民黨的。相對的，跟國民黨來的，其流品也下矣！與德丁談話後二三十年下來，那些流品也下矣的知識份子，在臺灣，形成了學閥；並且一蟹不如一蟹，不但第一流的知識份子音不可得，甚至老一代學閥的一些格調，新一代也視而不見。新學閥跟老學閥不同的是，老學閥的缺點新學閥都學到了，老學閥的優點卻一點都沒學到。老學閥沒吃過豬肉，還看過豬走路，可是新學閥連豬走路都沒看到。如今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們自己不但不知第一流知識份子為何物，甚至沐猴而冠，自以為是第一流知識份子了。——人間規格與尺度的混亂，竟一至於此！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報上登出所謂：

　　「二十一名自由派學者」發起的「民間組織『澄社』」，他們的名字是文崇一、李永熾、李鴻禧、何懷碩、林正弘、林俊義、胡佛、徐正光、張存武、張忠棟、張清溪、張曉春、陳師孟、韋政通、黃光國、黃榮村、葉啟政、楊國樞、蔡墩銘、蕭新煌、翟海源，大都是市面上的花瓶學者、座談會花蝴蝶，總而言之，他們是當年「二流貨」和不入流的教授們教育出來的國民黨或國民黨同路人，其中實為國特者有之、冒充東洋博士者有之、見風轉舵兼媚「民進」、「台獨」者亦有之。這些貨色的知識份子，如今單獨作秀，意猶未足；又成群結隊，以「澄清天下」為招徠，組織「澄社」。事實上，這些貨色又安足以語「澄清天下」？《後漢書》寫第一流的知識份子范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說新語》寫第一流的知識份子陳蕃，「言為世則，行為世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這種知識份子，他們為人間正義，可以坐牢、可以受刑、可以赴死，可是「澄社」這些貨色呢，卻什麼犧牲全避之惟恐不及，既不敢冒犯暴君于先、又不敢冒犯暴民於後，口口聲聲說「知識份子不可做政治幫閒」（「澄社」社長楊國樞語）。事實上，他們是最大的政治幫閒！他們口口聲聲超然於「黨政職務」之外，但是他們自己，又幾個不是國民黨？而他們在發佈成立宣言之日，居然立刻聘請黨政雙修的國民黨大老、總統府國策顧問偽君子陶百川為「名譽社員」。這些貨色的勢利與格調，豈不立刻呈現得一清二楚麼？他們唐突古人陳蕃、範滂之未足，又以外人為依傍，以英國「費邊社」

　　（FabianSociety）自期。殊不知「費邊社」的人物，論才、論學、論品、論膽識、論抱負，都非這些貨色所能攀附，這些貨色費了半天勁，其實全搭不上邊。結論是，「澄社，，也者，愈澄愈不清，天下何辜，竟為彼輩所澄，倒楣極了。「澄社」

　　如此，其他什麼社、什麼團體更等而下之了。德丁死於一九九八年，活了九十多歲，我想起三十五年前那三人一席談，想到今天知識份子的嘴臉，愈發好笑。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居浩然寫來一信，說：「至友吳錫澤君仰慕大名，亟願識荊，不知能否賜彼電話二三一六三約時一晤……」吳錫澤曾任臺灣省「新聞處」處長，我想他找我一定有某種公幹，就跟他約見了。見面之後，我才知道原來是陳誠想見見我，托他先做安排。我和他約好在五月二十二日去陳誠家。可是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我接到五次電話；二十二日早上，又接到兩次。全部電話，不是「副總統」官邸打來的，就是吳錫澤打來的，一再敲定見面時間。到了二十二日十點十分，見到陳誠，吳錫澤首先解釋為什麼晚了十分鐘，我心裡想，他們的官兒，可真做得小心翼翼！見面後，陳誠請我坐在大客廳的長沙發上，他坐在側面的單人沙發上，此公此時面目清臒而友善，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舊西裝，左袖有四個扣子、右袖只剩三個。黑褲黑襪，衣著非常寒酸，跟他豪華的大客廳不能相配。他首先解釋他不喜歡住這麼氣派的房子，並非矯情，可是總統下令蓋了這房子，他只好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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