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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星火紀(2)

君之側固然是無恥小人，君之本身，亦反證出「上樑不正下樑歪，，的因果責任。蔣介石的左右在為他朗讀這篇文章後，立刻氣得下手令：「該書店應即迅速設法予以封閉。」可見傷到要害，蔣介石本人都感覺出來。當然，在那種「冰河期」中，寫這類文章是無法暢所欲言的，只能欲說還休的點到為止。正因為這篇文章有這種缺點，所以在多年以後，它正好用來彰顯出當年文禁文網是何等威風，而我們在那種威風下敢持虎須的勇氣，是今天「不知稼稿之難」的青年人所不能想像的。 　　雖然國民黨即時查禁了《文星》第九十八期，禁止這篇文章流傳，但是海外報刊上，卻頗多轉載。後來我又寫了一篇《我們對「言論立場」的嚴正表示》，寄到海外，其中掀了謝然之不少底。這兩篇文章在中國言論自由史上，都有它一定的地位，自不待言。謝然之權傾一時之際，住在天母三路三十五街五號，看中了下女，奸之成孕，被太太發覺，怒將孕婦趕出家門。後來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不收個兒子？於是遍尋下女，找了兩三個月才找到。不料下女拿喬，敲了兩萬元（近四十年前的兩萬元），才把兒子交出。謝然之的無行，此為一端。但無行沒關係，他仍深得另一無行者蔣經國的歡心，後來自第四組主任榮升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再外放為駐薩爾瓦多「大使」。這一外放，放出了麻煩。——「大使」卸任後，他對蔣家王朝已無信心，乃抗命不歸，見風轉舵，投奔美國。蔣經國氣得要命，但對小人之叛，毫無法子。 　　一九八一年，許榮淑《深耕》雜誌第八期刊出謝然之在美不歸的事。謝然之居然老臉皮厚，寫信來更正。說他只是「來美療疾。……大節所在，義無反顧。……鄙人因病滯外，純系健康問題」云云。《深耕》主編林世惺問我怎麼處理，我說信可以刊出，但是注明除非謝然之肯回來，否則一切自謂忠貞，都無以證明。謝然之當然不敢回來，他的更正都是假的。 　　同年十一月七日，《自立晚報》刊出「省主席」李登輝在省議會公開承認國民黨中「有彭德、謝然之等敗類」，我看了哈哈大笑。我說，國民黨搞出這些敗類來防範我們的思想，但是真正出問題的，卻是國民黨自己。國民黨自作自受，真活該啊！同時，我忍不住要質問：你們他媽的國民黨到底怎麼回事？你們當年豢養這些忠貞分子，職司鉗制言論之責，整天整我們，說我們思想有問題，現在時窮節乃見，原來有問題的，全是你們窩裡的，這下子可怎麼辦？人是你們用的，如今出了紕漏，你們沒有一聲自責、沒有一句抱歉，好意思嗎？ 　　說你們該負道義責任，太抬舉了，你們該負的，其實正是不義責任。為了你們的不義，多少年的歲月與心血，都耽擱了、泡湯了，你們的禍國殃民，可真不小啊！ 　　在封殺的作業裡，除了國民黨「官方」外「准官方」也是配合「官方」，有以自效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胡秋原。事緣一九六二年，發生了一次中西文化論戰。論戰是由兩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胡適的《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一篇是李敖的《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胡秋原因為論戰失敗，遷怒到《文星》，乃轉移陣地，自四月起，在《世界評論》上，展開暴跳如雷的攻擊，攻擊中涉及了居浩然和我，乃至拆穿他的許登源和洪成完。到了八月，在倫敦的居浩然不甘沉默，寄給《文星》一篇投書，《文星》於九月一日刊出，其中提到胡秋原當年參加「閩變」叛國的話；十月一日，我寫《胡秋原的真面目》，站在現代史研究的立場，對「閩變」叛國，也做了一點研究。這下子胡秋原第二次生氣了。他來了「三位一體」的控告——告蕭孟能、居浩然、李敖誹謗！胡秋原這一舉動，曾經引起輿論的非議，十月九日的《自立晚報》上，就發出這樣的社論：「……涉訟公庭要賴法律來評斷是非，我們更不知道這是進步還是退步？法律或許可以裁決一造勝訴一造敗訴，可是中西文化的論戰，難道能憑法律裁判誰直誰曲，得出一個結論嗎？」但是胡秋原既然堅持要訴諸法律，我就隨他的便，那時我沒有錢請律師，我就買了一些法律的書，自己先備戰起來了。這時候，一個神秘的消息傳出了，那就是居浩然的大大找到了胡秋原的大太，由大太級的出面，雙方先行達成和解。這當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消息，那時我還不認識居浩然，我也沒說什麼。後來居浩然從倫敦回來，認識了我，但白告訴我他怕老婆，老婆說要和，就只好和了。我說：「別什麼老婆不老婆吧！你們湖北人就是沒有種！文天祥說『時窮節乃見，，你們湖北人是『時窮節先見，，一件合作，只要有點風吹草動，第一個澆涼水、扯後腿、背叛原則又出賣朋友的，一定就是你們湖北人。你們九頭鳥總是teamwork中最先變節的，別怪老婆了吧！」居浩然聽了，哈哈大笑，就默認了。居浩然以外，蕭孟能受了親朋的壓力，也動搖過，不過，我的態度影響了他，我的態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們去和，我李敖是不怕告，也不要和的，我那時二十六歲，很年輕，也很堅定。我認為，我遭遇的，是「是非」問題，不是「人情」問題。在「是非」上，我沒有錯；在「人情」上，為了真理，我六親尚且不認，何況非親非故的胡秋原和非親非故的蕭孟能呢？我又認為：我出道寫文章以來，就準備殉道，我絕對對我寫的任何一個字負責任，並願面對考驗與審判、打擊與監獄，我是不怕的。和事者們都是蕭家的朋友，他示遺憾：」可，我說不行，我所說的都是實的，也無憾可遺，不行，不和就是不和：就這樣的，官司就打下去了。打到了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法官張順吉做了判決：李敖、蕭孟能，罰錢；胡秋原）也罰錢。因為張順吉說，告人誹謗的胡秋原也誹謗了他告的人。地院判決後，雙方都上訴到高院，從此官司就拖了下來，從一九六三年起，一拖十一年，拖到一九七四年，其間所換法官的人數與出庭的次數，都舉不勝舉了。到了一九六四年的時候，我早已因叛亂的案子，被關到警備總部軍法處了。國民黨的法院配合警總，居然等警總先關我、審我後，才開了庭，法官是高院刑九庭的汪家聲、吳純、高廷彬，他們把國民黨胡秋原的大量誹謗之言，一律改判無罪，有罪的只剩我和蕭孟能了。一九七四年五月四日，我在景美軍法看守所的押房裡，收到這一判決，真又好氣又好笑。雖然又好氣又好笑，但在我內心深處，我感到一種求仁得仁的滿足。十二年來，我為真理而戰、為信仰而戰、為抵抗國民黨的打擊而戰，在這漫長的戰鬥中，雖然有青春的離去、有戰友的離去、有人世的巨變和浮生的蒼涼，但我一直堅定，毫不動搖。我覺得我是大丈夫，我為光明爭取言論自由而面對黑暗法律審判，做了一個偉大的榜樣。有趣的是，這一場官司引發了我的「聽訟」性格，自此進出法院，前後長達三十六年，至今未已，其中胡秋原終在他案上被我打敗，因為解嚴後、有些法官終能有點自主了、不看風色了，所以偶有勝面，聊以自嘲。胡秋原賠了我三十五萬元，我分了一半給我的律師郭鑫生，一半自己痛痛快快地花了。一般人以為花兒子的錢最痛快，非也，花仇家的錢，才更痛快呢。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對我是一件大日子，這天由文星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傳統下的獨自》。出版後，我的風格與「一些淺人們」眼中的李敖風格，便從此確定，「遊戲文章」與「專愛罵人」之溢便跟了我一輩子了，我也樂觀此溢，老子就這樣寫了、這樣罵了，又怎樣？《傳統下的獨白》在市面上肆虐四年後被國民黨偽政府查禁，禁後各種盜版蜂起，前後一二十年，愈禁愈流傳，自非國民黨偽政府始料所及，這書剛出版時，在中國廣播公司主持節目的中國小姐劉秀嫚，特別約我做一次訪問，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進錄音間。劉秀饅長得甜甜的，身材瘦不露骨，詢屬一流。在錄音間時她的鉛筆掉在地上了，我彎腰為她去撿，順便親近了她的小腿。雖然接近是短暫的，但是印象是永恆的，她的小腿修長而白皙，非常迷人。小腿如此，大腿更可想而知矣。這時報上盛傳劉秀嫚、李敖戀愛的事，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中華日報》上且有記者洪敬思的一篇《從絢麗歸平淡——劉秀嫚棄虛榮》的報導，就「傳說她跟李敖在鬧戀愛，，一點上，有段話說：「七月初在選舉第四屆中國小姐會場，我問她這是不是真的？她微微地笑了笑，既不否認，也不承認。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有經將來發展來證明了。」事實上，這是「報派情人」。到了第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中華日報》登記者劉一成的專訪，劉秀嫚這回否認了，理由是「李敖沒有追求過她」，這是真的。——我生平追過不少漂亮女人，卻也有意使一些漂亮女人漏過去，幸或不幸，劉秀嫚是其中之一。 　　在文星時代，結識了不少人，其中最有趣的首推居浩然。 　　我早在台大時，馬宏祥就對我說：「居浩然的《十論》大可一看。我原以為這個淡江英專校長是個普通党國元老的紈挎子弟，其實不然。此公為文，極有創見，並且文筆清新可讀。』經過這一介紹，我把《十論》讀了一遍，深覺馬宏祥的判斷不錯，從此對居浩然另眼相看。居浩然死後多年，我為他寫過幾篇文章，揭發國民黨大員張建邦逼媽媽居瀛玖（居浩然姊姊）上吊、逼舅舅居浩然離職等內幕。居太太在澳洲看到，寫信給我說：「甚為欣慰，感謝萬分！你替浩然一次次的申冤，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感激你這位朋友。」她同時有信給王小癡，說李敖先生「替浩然出了一口氣，非常感謝」！最有意義的是： 　　在《十論》絕版多年以後，我把這書出了新版，為居浩然跟我的因緣，用一本書做了周而復始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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