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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星火紀(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是火首，誰敢當前

　　我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考進台大歷史研究所，苦於生計，由姚從吾、吳相湘兩位老師之介，進了羅家倫、陶希聖主持的「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做臨時雇員，每月一千元，幫忙找開國文獻，但不撰寫什麼。羅家倫是五四風雲人物，跟我長談了一次，印象最深的是外傳他「一身豬熊狗」，見之果然，長得真是又怪又醜，更糟的是他的聲帶，此公聲帶有異，發音沙沙作響，好像公火鴨似的，他大誇我的文章多sharp，念出sharp這個字，因有sh的音，更是沙沙，非常好笑。其實他也可以sharp啊！可惜他整天做官、辦黨、寫毛筆字，所以一點也沒當年五囚的影子了。我後來寫《胡適評傳》時，向他主持的國民黨黨史會借《競業旬報》，他同意了，但要我不可透露來源，其畏首畏尾心態，有如是者！陶希聖做過汪精衛的宣傳部長，以漢好名，為人陰險外露，他拉攏我入國民黨不成，最後把我請走了，請走後還寫文章罵我，實在卑鄙。我被陶希聖請走後，另一國民黨大員張其陶對人說：「人棄我取，我想請李敖到我這邊來。」當有人轉達這一好意後，我表示：「我已經後悔去陶希聖那邊了，我再也不要跟他們有任何干係了。」雖然此事息於未萌，我也從不認識張其昀，也沒見過此人，我倒覺得他不無知人之量。

　　我進文獻會時，已投稿《文星》；到文獻會後，與文星關係愈來愈近；離文獻會後，索性全部文星了。跟文星合作，首先改變了我的「經濟結構」，當文星老闆蕭孟能把第一批寫書稿賞一萬元交到我手的時候，我真是開了洋葷——我有生以來，從來手中沒有握過這麼大的數目，當然我看過一萬塊錢是什麼模樣，但那是在銀行，錢是別人的，這回可是自己的，感覺完全不同。與文星合作，雖然最後成為「魔鬼終結者」，但不論自己怎麼「聲名狼藉」、怎麼得、怎麼失，在經濟上，我卻從此走向「有一點錢」的不歸路，我終於逐漸擺脫了窮困的歲月，「一錢難倒英雄漢」的日子，對我終於遠去。文星結束時，我有了一戶三十二坪的公寓房子，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從二十六歲時還向朋友李士振借錢二百二十元付房租做房客，到三十歲時遷人自己價值十二萬的「國泰信義公寓」做寓公，當然對我是大事。我心裡至今感謝蕭孟能，雖然這是我勞心勞力冒險犯難所應得，但有此機緣，不能不說和他有關。一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數，能數的，起自一萬元最具體了。

　　這一「國泰信義公寓」，是囚樓公寓的頂樓，總價十二萬，六萬元付現進門，余六萬元分期付款。我這戶東面兩戶是文星資料室、西面一戶由陸嘯鍘買到，四戶相通，在起造過程中，我發現房子蓋得不老實，偷工減兩、面積也不足，我單槍匹馬，跑到國泰建設公司去理論。它的老闆蔡萬霖親自出來，很傲慢地向我威脅說：「李先生，你知道我們蔡家兄弟是什麼出身的？」我說：「你們是流氓出身的。」他聽了我這種單刀直入的口氣，嚇了一跳。我接著說「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麼出身的？告訴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過我會寫字，你不會，要不要打官司、上報紙，你看著辦吧！」蔡萬霖不愧是聰明的土蛋，他識時務，文刻屈服了，賠錢謝罪了事。他之有今天，富而好「李」而不好訟，自是原因之一。這土蛋當年沒今天這麼胖，今天純粹已是腦滿腸肥兼滿腦肥腸的傢伙了。這土蛋變成世界十大富翁之一後，深居簡出，住在我的隔鄰大樓「霖圓大廈」，警衛森嚴，有一夭我在京兆尹吃飯，「霖圓大廈」豪門突開，我遙望對面蔡萬霖家過年大張紅慢，上寫「金玉滿堂」四字，覺得好笑。《老子》書中說：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當然土蛋蔡萬霖是不懂這段古書的。蔡土蛋不懂古書，卻懂顛覆三民主義，且和孫中山好有一比。孫中山做欽命要犯時，清政府按照慣例，把他的姓名更改以醜化他，在公文書上，「孫文」變成了「孫汶」；蔡萬霖做一代財閥前，土蛋按照迷信，把他的姓名更改以美化自己，在公文書上，「蔡萬林」變成了「蔡萬霖」。兩人不同的是，前者加水、後者加雨而已。孫中山講三民主義，發明土地「漲價歸公」之說，自以為得意。但這種閉門造車、一廂情願的主義，其實是沒有可行性的，因為「漲價歸公」要能實行，乃以土地有無移轉為要件，若土地根本沒買賣，則對有買賣者而言，即為不公；若對沒買賣者抽稅，則因根本沒買賣而增加負擔、因根本未獲漲價所得而增加稅捐，又是不公。可見沒那麼容易！如今國民黨偽財政部賦稅署官員表示：大財閥炒作房地產獲取暴利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們逃稅，而是政府課不到他們的稅，因為他們買到土地以後根本就不賣，所以土地增值稅也就無從課起，「漲價歸公」也就徒呼負負！土蛋蔡萬霖已經闊到不賣房子只租房子了，孫中山想得到嗎？多可憐呀，會做夢的革命家！做了半天夢，加雨的，打倒加水的。孫中山被蔡萬霖打倒，我卻打倒過蔡萬霖，只是小規模的一次而已。而在顛覆三民主義上，他和我卻有志一同。雖然各搞各的，卻正巧殊途同歸，亦足發噱也。

　　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共產黨出身的謝然之接任國民黨第四組主任。在他接任後五個月，同年十一月一日，我在《文星》發表《老年人和棒子》，從此興風作浪，使國民黨怒形於色、謝然之喜上眉梢。國民黨怒的是，李敖從文化思想上挖它的老根；謝然之喜的是，又有一票封殺的大買賣可做矣。在謝然之的帶頭媒孽下，《文星》處境日漸惡化。拖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好發生了謝然之與余紀忠公開衝突事件，余紀忠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征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上，以社論《黨紀國法不容誣陷忠良——請謝然之交出證據來！》為題，質問這個國民黨「敗類」，我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請蕭孟能去找余紀忠，取得聯合作戰共識；一方面以《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一文，用矛盾戰法，引蔣介石言論以諷謝然之。十二月四日，《中央日報》登出《中央四組與征信新聞報雙方表示誤會冰釋》。後來余紀忠向蕭盂能抱怨，說你們出手這麼重，可不太好。同時十二月三日的《公論報》上以短論評論，說：「有兄弟兩人，因細故誤會，偶爾失和。做鄰居的人，應該善意規勸，使他們重修；日好。絕不可以大唱『反調，，推波助瀾。」我看了一笑，心裡想：一點也沒錯啊，他們是「兄弟」，我們是外人，說得可真好！我寫《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一文，表面上，是抨擊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謝然之的作風，事實上，只是。、為例，，以概其餘，隱指國民黨總裁言行不一，未按憲法規定，把黨部自司法界和軍隊中撤出。這篇文章構成了《文星》被消滅的最後條件，殺身之禍也就立竿見影了。殺身之禍是那年十二月問籌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時發生的。第九十九期預定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可是十二月十五日，警務處轉下警總（54）訓喚字第八七0六號代電查禁《文星》第九十八期；二十五日，又發生了情況，臺北市警察局五分局（中山分局前身）的警員直撲中山北路一段六十六號清水商行印刷工廠，收扣了部分稿件。二十七日，由市長高玉樹出面做狗腿，下達了停刊一年的命令。一年以後，謝然之主持的第四組秘密行文給蕭同茲，不准復刊，《文星》雜誌從此便進入歷史了。在澳洲的居浩然看了我這篇殺身之作後，寫信來，責怪這篇文章好像在「清君側」，其實仔細看去，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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