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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委蛻紀(5)

　　在「經歷和著作」裡，也有很不正確的地方，如我在康奈爾只得了B.A.，並沒有經過M.A.的階段，就直接準備博士學位的工作了。

　　我的《播種者胡適》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發表的，胡適信中說「這一個月以來」，自是二月間寫的信，他死在二月二十四日，可見這封信是他死前不久寫的；那時他七十二歲。

　　這封信，寫得又認真、又婉轉、又誠懇，足見此公高明光大的一面。不過他不知道我寫出的每一件，都是有所本的，都是印在別人的書裡的，不是我捏造的。只是有的所本的資訊有問題，我也跟著「不夠正確」了。像退回六萬美金宣傳費的事，我根據的是一九四二年的Curreltt Biographt、Vol.LXXIX No.9的Time雜誌也都文證俱在；像到監獄看周作人的事，我根據的是陳之藩《在春風裡》第十八章「周作人坐監時，他（胡適）去探監」的記載……我都有所本，既然胡適本人親筆否認，自當以當事人自己的更正為准，以免「不夠正確」。不過，胡適年紀大了，有時他的記憶力可能出了點問題，例如「You can't beatsomething with nothing」那句話，他說「我就不記得我在什麼時候引用過這句話」，事實上，這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寫給蘇雪林信中引用的話，信的原文是：「今年美國大選時，共和黨提出Governor Landon（蘭敦州長）來打Roosevelt（羅斯福），有人說：「You can'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們不能拿小人物來打大人物）。我們對左派也可以說：「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們不能拿沒有東西來打有東西的）。只要我們有東西，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我們。」胡適老了，他完全忘記了；又如《舊夢》那首詩，他說我引用「小小『不夠正確，」，他說第二行原文是「瞥見飛簷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沒人懂」，但我引用的根據，是初發表時刊在《新月》第一卷第六號（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海出版）上並收入胡不歸《胡適之傳》裡的原文，明明是「露出飛簷一角」，明明是「（聲苦）無人懂」，胡適老了，他完全忘記了，可見胡適縱為當事人，「不夠正確」，也未能免。……陶英惠來信舉胡適寫給楊聯升的信，自道記憶偶出故障的事，我想人老了，誰都避免不了了。

　　胡適死前頭一天，他還「下條子」，請他的秘書胡頌平把他寫的《康奈爾傳》送給我，他對我的好意，真可說至死方休。我想我是他青年朋友中，特別另眼看待的一位，我想我也是惟一不負他期許的一位，雖然我對他的論斷，他不一定服氣。照楊樹人的回憶，胡適當年看了我寫的《播種者胡適》，還甚為不悅呢。

　　在五四人物中，我認為胡適是頭腦比較清楚的，在肯定個人價值與英美式民主方面，他更顯得頭腦出眾。胡適憂慮五四以後思想自由被國民黨與共產黨左右「雙殺」，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別強調他一貫的個人主義的重要，他在五四以後十一年寫道：「這個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一面教我們學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鑄造成個人；一面教我們學斯鋒曼醫生，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少年的朋友們，不要笑這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陳腐思想！我們去維多利亞時代還老遠哩。歐洲有了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愛自由過於麵包、愛真理過於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這是胡適思想的真精神。他說這話後六十八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北京大學，還特別引證加以頌揚（當然克林頓他們犯了「不夠正確」的毛病；在演講中，克林頓說這話是五十多年前胡適說的，事實上是六十八年之誤，事後國民黨偽外交部長胡志強把這話寫成橫幅送給洋大人，卻把「奴才」錯寫成「奴隸」，「不夠正確」得荒腔走板了）。這種思想雖是胡適思想的精華，可惜的是，胡適一生中，精力花在此類「思想作戰」上太少太少，結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聲音，已經淪為浪花餘沫，被夾擊得沒有多少還手之力。而他本人，也變得老憊而世故，與五四時代的胡適，不能倫比。這是胡適的悲劇，也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悲劇。在「思想作戰」上。

　　形成如此敗績，胡適不能辭其咎，而我們又深為胡適惜也。

　　一九九0年十二月，胡適百年誕辰，《民生報》的徐開塵要我寫一篇紀念短文，我寫了《胡適百年孤寂》交給她，全文如下：

　　讀書週刊要我寫一千字談談胡適的文字，以紀念胡適百歲誕辰。我想今天趕時髦談胡適的人雖多，但是真正與他有淵源有交往的，恐怕百不得一。我生在一九三五年，胡適大我四十四歲，跟小他四十四歲的青年朋友「忘年交」，我是惟一的一個。自我以下，不但趕不上和他有淵源有交往，甚至連見過他的人也不多了。——他畢竟是老去的五四人物了，距離我們大遠了。

　　我初見胡適在一九五二年，那時我是台中一中的學生，跟他只匆匆說過幾句話；七年後，一九五九年，他約我單獨大聊了一陣，那時我是合大學生。後來又見過幾次面，通了幾次信。一九六一年我進台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窮得褲子進了當鋪，特別限時信寄來一，千元，並寫給我說：「……過了十月十日，你來玩玩，好不好？現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張，是給你『贖當』救急的。你千萬不要推辭，正如同你送我許多不易得來的書，我從來不推辭一樣……」從這點上，就看出胡適的細心處，他一方面雪中送炭，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這一炭。這種細心，在二十二天后的另一封來信裡，再度表現出來。在這封信裡，所寫的內容，如被郵局檢查到，會給我帶來麻煩，因此他不郵寄，而在信封上寫了「敬乞姚從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樣，由姚從吾老師「偷偷」轉給我。

　　胡適是我父親在北京大學時的老師，並不是我的老師，但他跟我說，他完全不記得我父親這個學生了，這是我父親在北大成績並不出色的緣故。胡適的學生姚從吾是我老師，姚從吾寫信給人說，胡先生待李敖如羅爾綱。羅爾綱是胡適貼身的出色徒弟，身在大陸。胡適特別親題羅爾綱「師門五年記」一冊寄我、又當面送我一冊，我感到姚從吾老師所說，不為無因。在胡適眼中，我是出色的，可是沒等我念完研究所，他就死了，他拉我做他徒弟的心願，也就永遠不會成為事實了。

　　胡適死後八年，我為「胡適給趙元任的信」編標題，在一封被我標做「收徒弟的哲學」一信裡，重溫他引清朝學者李恕谷的話：「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頗有感悟。胡適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熱鬧的，但他死後，他的朋友卻猶大者天下皆是也，幸虧有我這種「士」來不斷從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償其所願，梁實秋在《讀（胡適評傳）第一冊》中說，胡適告訴他「臺灣有一位年輕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關胡適的事比胡適自己還清楚」。我相信這是真的。胡適「交友」是失敗的，但「求士」

　　卻沒看走眼，我的確是最清楚他的一個人，每看到別人的「胡說」，我就啞然失笑，如今胡適百年孤寂，我千山獨行，自念天下不可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為，權寫雜感，以志里程如上。

　　這篇文字，可說是胡適與我之間的一個簡單縮影。我沒做成他的徒弟，但是雲龍契合之際，我卻在他生前死後，做了比任何人都識其大者的事。這種奇緣與情義，求之古今人物，亦屬罕見。清朝王源《劉處士墓表》中記「［劉獻廷］嘗從容謂餘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為吾傳以傳，複何恨哉？』」我想，胡適死而有知，當有劉獻廷這一感歎。

　　我在台大時，所佩服的在臺灣的前輩人物，只是胡適、殷海光而已。我後來的發展，和他們比較起來，可這樣說：胡適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連的，是碩果僅存的李敖。李敖的際遇比胡適、殷海光壞得多：第一，胡適、殷海光出道時，整個原野是大陸，李敖只剩下臺灣；第二，胡適、殷海光有正當職業，並且是大學教授，李敖卻一直被封殺；第三，胡適、殷海光趕上知識份子被尊敬的最後一代，李敖則碰到經濟掛帥、武士刀掛帥、知識份子不帥的時代；第四，胡適、殷海光都沒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卻飽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雖然皮肉相連，卻生不逢時，也不逢地。對他們兩位的綜合看法，一九八六年十月號香港PLAYBOY（《花花公子》——編者注）中文版由黎則奮訪問我時，有這樣幾段：

　　PLAYBOY：在思想上，你自承深受胡適和殷海光的影響，究竟影響在哪方面，是否對自由主義的堅持？

　　李敖：他們對我的影響不是那麼多，只有一部分……

　　PLAYBOY：然則，是不是做人方面的影響比較大？

　　李敖：做人方面，殷海光比較能夠維持自我，愈來愈進步。胡適則愈來愈退步，做了官之後，他應酬大多，連學問方面也退步了。

　　PLAYBOY：那麼，如果你要為年輕人推介思想人物，舍你以外，你會推薦何人？

　　李敖：不會，一個也不會。

　　PLAYBOY：真的沒有人值得你佩服嗎？

　　李敖：想佩服人，我就照鏡子。

　　任何思想家都有胸襟希望後一代超過他們，龔定盦說「別有狂言謝時望」，我想，我這最後的狂言，就是我對他們最大的敬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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