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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委蛻紀(2)

我在「碧潭山樓」的時候，曾有一封惹來大禍的長信給胡適。這封長信起源于胡適看我太窮，限時信寄來一千元（當年的一千元，還滿值錢）。我很感動，乃寫了這封信。事緣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胡適到台中來講演，那時我在台中一中，頭天在火車站遞了一封信給他，第二天特別蹺課去聽，回來被訓導主任譚卓民警告，我在周記裡特別抗議，表示不服。念台大後，到胡適死前，我跟他偶有往還。在他送了我一千元後，我覺得受之有愧，決定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二日以前還他。到了二月，錢一直沒著落，我心裡很急，不料二月二十四日他突然死了，我真的「如釋重負」，我想起《胡適留學日記》中「借一千還十萬」的故事，我後來雖沒還他十萬，但對胡適思想的流傳，從寫《胡適研究》、《胡適評傳》、《胡適與我》到編《胡適選集》、《胡適語粹》、《胡適文存外編》、《胡適給趙元任的信》等等，倒是盡了「還十萬」式的努力。 　　收到胡適的一千元當時，我的長信全文如下： 　　適之先生： 　　老年人總愛把青年人當毛頭小孩子，所以我們心眼兒的話都不跟他們說，你在這方面非常開明，所以「李敖先生」願意請你聽聽他的故事。 　　我不喜歡假惺惺地謙虛，我自覺我個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覺得我個人的歷史很可以代表現代中國的某一些青年人——他們怎樣在長成、在選擇、在迷亂，最後怎樣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這一段辛苦的過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運氣較好的一個，因此我還能自由地活著，活著講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幾歲起就在山東做叫化子，後來替人趕馬車，流浪到關外去，三百六十行中至少幹過十分之一。還有「外一章」——做過土匪，一次負了傷，躺在土坑裡窮哼哼，一位大姑娘救了他，他就討了她做老婆，我爺爺也是個PTT，從此洗手從良，幾十年後，居然被他熬出一家銀樓。我奶奶真能生，獨力生了十二個（六男六女，成雙成對），她是熱河人，我爺爺一生氣就罵她「窮山惡水，醜婦刁民」。可是「醜婦」頗有眼光，至少她說動了我那目不識了的土匪爺爺，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師大學堂。 　　「老二」在民國九年人了北大國文系，他的同班陸侃如魏建功都有了成就，可是他沒有，一畢業，十幾口的家就累了他，使他放棄了吉林送他留學的公費，使他在抗戰時逃不到大後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動了（「九一」事變後我們全家到北平，我父親到處找事都沒頭緒，他去找過你幫忙，可是你沒見他，他很失望，所以後來一提胡適之，他總是唔呀唔的）。後來他總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辦移交的表現，居然使一位朱九爺賞識了他，此後一直保薦他，宜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煙局的局長（他在勝利後從書堆裡掏出一張馬占山開給他擔任敵後工作的證明，可是我頗懷疑他對工作認真的成績）。 　　日本華谷中將（？）為了打擊王克敏，說我父親貪污，一年監獄審問竟找不出證據，出獄後王克敏為了酬勞他的「盡職」，給他做華北禁煙總局的局長，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了，不能再幹了，急流勇退，是他聰明的地方。勝利後北平大抓漢好的當兒，他卻安然化名在東北營城煤礦做他的總務處長！ 　　抗戰時沒逃到後方，他頗以為憾，所以共產黨一來，他決定先跑，跑到臺灣來，箱裡的老底子全折騰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沒錢，按說我也不相信，但我發現早上起來必須要用鹽水代替牙膏的時候，我開始相信了。 　　我父親有意埋葬他過去的歷史，重新撿起他在北大剛畢業時的行業，在中學教起書來，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懷疑的，可是他的口才與辦事能力我還看不到有誰比他好，他看到他舊日的老同學，凡是不為家累逃到後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監委，他的學生也做了次長了，他似乎不無感慨。他是一塊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這方面繼續發揮所長，所以就安心做了一個好教師。 　　他死的時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長以下兩三千入送喪的場面，那時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師表，人人歌頌他，同時痛駡那「不磕頭，不燒紙，不流一滴眼淚，主張喪禮改革的兒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經驗，是我獨自一人在傳統與群眾面前表現「吾往矣」的勇敢，如果你要找尋一個「我對於喪禮的改革」那篇文章的試驗人，你一定無法阻止我的自薦。但是當我反抗我的長輩們逼我磕頭的時候，在我腦袋裡打轉的還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詩——《禮》！ 　　那是我大學一年級的事，那時我剛二十歲零二天，可是我覺得我已長成了。 　　二十年問，我那三姑六婆化的家庭與頗識時務的父親並不能給我什麼脫俗的影響與身教，正如一般中產階級的中國家庭一樣，在這種環境裡按說一個從未出過家門的男孩子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叛徒，可是我畢竟以這種身份出現，當我父親眼睜睜地看我退還他的壓歲錢宣佈「不過舊曆年」的時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學」的方法來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煩了，因為我的形成很簡單，我該感謝我父親的就是他老先生從來允許我自由意志的自由發揮，在別的小男孩還在玩泥巴的時候，我已經為自己佈置了一個小圖書館，我父親從來沒有拒絕過我向他要錢買書，從來不干涉我想要看的書，逃難到上海的時候，學費太貴，我的姊妹們都失學在家，他卻叫我去讀緝規中學（就是你教過書的華童公學），不讓戰亂耽誤我的學業。二十年與他相處，他似乎充分發揮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偉不管他兒子，我向他笑著說：「所謂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兒子的精神，，你們北大畢業的老子們都有這種精神。」 　　從一九三五年以後，儘管世局天翻地覆，一個小男孩卻。 　　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里，慢慢地成長，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不能「引導」他，因為書本早已取代了他們的影響而把我帶入一個新境界。在一個六年級小學生的書架上，客人們可以看到《中山全書》，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奮鬥》和大量左派的書報：從《觀察》、《新華日報》、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這些早慧的成績雖然帶給我那小頭腦不少的驕做，可是也帶給我不少的迷亂。 　　整個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亂裡，直到我進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師嚴僑（以僑），我的生命才起了突變。 　　嚴僑是嚴複的長孫，初到學校的時候，立刻使我們傾倒，他的熱情與犀利，文理科的知識，英日文的熟練，都不是那些混飯吃的教員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嚴僑建立了友誼；很快的，我知道了他為什麼整天買醉——原來他是共產黨！ 　　他到臺灣來就被發現，她的妹夫葉明勳保了他，他沒被捕，也不能活動，很苦悶。住了幾年，讀了些書，居然也有點自由主義的傾向，所以更加苦悶。一天夜裡他又喝醉了酒，竟向他的小知己大哭，他對我說：「我不相信國民黨會把中國救活，他們不論怎麼改造，也是無可救藥，他們的根兒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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