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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寒紀(5)

　　我這裡明明憤世的指出：「如果在『偽君子』和『真小人』之間必須選擇一個的條件下要我選，我才「寧做真小人」，並不是一開始就以做「真小人」為職志。木令耆說我「不顧自己的尊嚴，犧牲君子尊嚴，披上殉道的斗篷」等話，倒是實情。我寫《論犧牲自己的名譽去奮鬥》一文，就特別點破這點。多少年來，在國民黨堵塞每一種管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沒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頭，難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個性、新聞性，但這些招數使出來，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施性忠明明是大丈夫，但他「犧牲自己的名譽去奮鬥」下來，卻被部分淺人以丑角、以卓別林視之，視正常為反常，這種代價，是我們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木令耆說李敖「他身經百戰之後，依然凜凜抖發英姿」，正因為我們有「不顧自己的尊嚴，犧牲君子尊嚴，披上殉道的斗篷」的氣魄，我們才能一戰再戰、拆穿偽君子啊！木令耆說：「李敖的成功，是他有脫離悲劇的能力。他能轉悲為喜，他成為一個喜劇人物，而不是小喜劇，是莎士比亞的大型喜劇人物。」「王尚義呢？他是希臘古典悲劇人物。」

　　「這兩人處在同一個時代，一個滅亡，一個出頭。」是真的。王尚義的悲劇，乃在他根本就是一個「軟性人物」、一個弱者。

　　但我永遠不明白，這麼善良、這麼有才華的青年人，為什麼不把自己打造成男子漢，而要變嗓成娘娘腔，最後肝癌上身、憔悴以死？為什麼死的不是敵人，而是我們？為什麼「軟性」的不是敵人，而是我們？王尚義全錯了，他在「一個時代」裡，完全做錯了表現。——在「一個時代」裡，只該有一種表現，那就是戰鬥的表現、男子漢的表現、把敵人打得哇哇叫的表現。可惜王尚義不懂這些。從這些陽剛的角度看，王尚義的早夭，無寧對他是好的，否則他活得愈久，就愈可能淪為「男瓊瑤」，這樣多要命！王尚義死後多年，我感而有詩如下：

　　又信基督又信佛，口似黃連心似婆，自古失敗在嘗試，可知傳法有果陀？

　　自信頗能道出王尚義的悲劇所在。王尚義雖然多愁善感，但笑起來，卻也爽朗得很，毫無保留。不過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笑中帶苦。一天我們兩人在杭州南路午飯，店中收音機播出新上市的歌曲《小桃紅》，歌聲中「叫一聲小桃紅……就使我想起從前」幾句，迴腸盪氣，哀婉動聽，王尚義若有所思，一再為之擊節，沒過幾天，就傳出他得了肝癌，不久就死了。

　　台大同學中，有一人值得特別一提，就是施啟揚。施啟揚是我台中一中高一同班，到台大後，來往不斷，相處甚得，甚至一起偽造文書，幫盂大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學畢業論文題目是《夫妻同體主義下的宋代婚姻的無效撤銷解消及其效力與手續》，寫作過程中，因為牽涉到中國法制史，特別到法學院找材料。施啟揚陪我，拜訪了戴炎輝教授。後來我發現原來戴炎輝的著作，多是抄襲日本學者仁井田升的，特別告訴了施啟揚，他大吃一驚。那時他也研究中國法制史，可是法學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關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輝借走，別人都無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啟揚在一九五八年畢業於台大法律系法學組，並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十月又考上高考狀元。論者以為施啟揚一定非常用功，其實不然。事實上，他是一個考試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領在考場一小時內，用他清楚端秀的寫字，把所知發揮得淋漓盡致。因此在「考工記」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時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時間很多。他的天資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畫，別人一看就笑了，他卻看不懂。一九六一年年底，我在文星開始興風作浪。後來施啟揚退伍，時相過從，他的法制史研究幾乎全靠我提供資料。他出國後，為《文星》寫過一篇稿子——《從歌德學院到海德堡大學》。並寫信來，提到德國學生為爭言論自由舉行示威，他「也跑去湊熱鬧」之事，可以看出施啟揚的熱情一面。在他留學期間，發生了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被捕案，這案當事人是他的老師和同班同學，聽說他曾寫信回來向臺灣當局抗議。五年以後他回台，與我來往較多。到了第二年，一九六八年，他跟國民黨當局的情況開始變化，他做了國際關係研究所副研究員，兼任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這年五月十三日，他打電話告訴我，說看到四月二十三日的香港《大公報》，有張其義寫的專欄文字，標題是《臺灣的「文星集團」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請我注意。這時他日漸「歸正」，我則性文星已垮，處境日惡。這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和李鐘桂在臺北中山堂光復廳結婚，由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吳俊才證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學中，只請了我一人。施啟揚結婚後，夫妻兩人，相激相蕩，求仕之心愈濃、物欲也愈強。有一次我賣了一套《古今圖書集成》給國際關係研究所，他居然從中要了我的紅包！那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紅包是當時價值新台市兩千八百元的《社會科學國際百科全書》（The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虹橋書店翻印的，原版要當時美金五百四十元。為了使《古今圖書集成》順利賣成，我送他了，但是心裡一直覺得不是味道。因為書是我直接寫信給吳俊才老師賣成的，施啟揚實在沒有攔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台時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車的事，我想這位老朋友一定窮瘋了。有一次，有外國友人向我要臺灣鉗制言論自由的法令，為了使譯名準確的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啟揚家，請他代譯成英文。他猶豫了一陣，慢慢翻譯出來。為了使他安心，我機警的當場照他的譯稿抄了一份，不帶他的筆跡出門。不料到了門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話，他說：「李敖兄啊，也該為政府留點餘地啊！」我聽了，大吃一驚，我所認識的施啟揚怎麼說出這種話！我心裡想，這位者兄大概跟國民黨搭線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興，義形於色，說：「啟揚啊，這樣的政府，它給我這種人留了什麼餘地呢？，，從此以後，我就沒再見過他了。後來在我坐牢五年八個月期間，施啟揚已全面國民黨走狗化，官愈做愈大。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我第二次政治犯人獄半年，這案子表面上是蕭孟能告我，骨子裡卻是王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我出獄後當天，即揭發獄政黑暗，終於促使了李元簇的下臺，陰錯陽差的，施啟揚反倒成了受益人一一升任法務部長。施啟揚的升任部長，基本原因，是他深知為官之道，為人全無鋒芒與野心，又具有「崔苔薔」（吹牛、臺灣人、青年人）的條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國的博士，自是國民黨提拔的最佳樣板。事實上，他的本質是十足的官僚，膽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託。他在法務部長任內，我寫過幾封信指責司法與獄政黑暗，不但寄給他，並且一一公開發表。他除了請老同學程國強回我一次電話外，一直龜縮不理。這時候的施啟揚，早已不是當年的施啟揚了，他一心做官，眼裡早已沒有老同學了。在做官的熱中下，他曲學阿世，一路朝所學和所用變成兩截的絕路走去。為了取媚當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來保護元首、明天宣稱長期戒嚴合法來維繫政權；今天重申此時此地不宜組黨來一党專政、明天聲言調查局絕不會監聽立委電話來掩護「錦衣衛」；今天表示臺灣沒有政治犯來歪曲事實、明天又大興土木蓋新監所來躁蹭人權……這樣一個高級知識份子的為了做官，自我作踐，真太令人寒心了。回想施啟揚當年，在大學生李敖公開寫文章給雷震《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時候，他也匿名「揚正民」，寫《一個大學生的信念與看法》，投稿給《自由中國》，並偷偷去造訪雷震，可見當年的施啟揚，尚不失其真誠的一面。但是曾幾何時，人就變了，變成了官場中人，醜陋不堪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啟揚跟我聊天，談到老學弟朱石炎。他說：「朱石炎是司法界一個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為了國家』等大帽子來說動他，他也會糊裡糊塗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啟揚變了，但他的本質又不是什麼壞人，難道這種變化，是被國民黨套上「為了國家」等大帽子嗎？我但願如此。

　　台大外系老師中，有一入值得特別一提，就是台靜農。我在歷史系的時候，他是中文系主任，他沒教過我，但在我窮困時，一九五七年出售家藏書版《資治通鑒》、《昭明文選》、《三遷志》等書，他曾幫過我大忙，到我宿舍來看我，我一直感念他。一九六三年我在《文星》寫文章攻擊台大文學院，也攻擊到中文系，我本以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靜農被「挾持」、不能脫身的結果，後來想起，這是我淆於感情所做的錯誤判斷。其實，腐化的真正原因，台靜農就是禍首。此公青年時代，跟魯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學、坐；日監獄，不無知識份子的偉大懷抱與氣概。可是到臺灣後，四十多年下來，他表現的，是逃避現實，整天教書以外，搞的是飲酒、刻印、寫毛筆字。他的學術著作，極為可憐，只有一本《靜農論文集》而已，還是八十歲時台大中文系為他印的，問他為什麼如此疏於出版論著，他的答覆竟是：「我不在乎。」我把這本論文集統計了一下，發現全書四百七十五頁、寫作時間長達五十五年、篇數只有二十五篇、每年寫八頁半、每天寫0·0二三頁。每頁八百四十字，即每天寫十九個字。統計之下，原來台靜農每天只寫十九個字，便成了大學者！自大陸而渡海，可以在這島上風光通吃四十多年，這不是笑譚嗎？四十多年光憑詩酒毛筆字自娛（實乃自「誤」），就可變為清流、變為賢者、變為學人、變為知識份子的典範，受人尊敬，這個島知識份子標準的亂來，由此可見活證。如果台靜農志在逃世，也要逃得像個樣子，但他在一九八四年與梁實秋同上臺受國民黨頒「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一九八五年又與日本人字野精一同上臺受國民黨頒「行政院文化獎」……老而貪鄙，無聊一至於斯。至於用毛筆字「恭錄總統蔣公」言論，更是無恥之極了。楊牧等糊塗人，在報上推崇他「有知識份子的耿直與狷介」，哪有「耿直與狷介」的人拍蔣介石馬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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