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李敖 > 李敖快意恩仇錄 | 上頁 下頁 | |
3.大寒紀(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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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勞幹老師教「秦漢史」,上課時片紙不帶,隨口說出,其功力真不簡單。後來我在文星,他有信來,我還為他出了書。 二十二、吳相湘老師是最能啟迪學生、幫助學生的,他對我施教四十多年,至今未斷。一九八七年,他七十五歲時從美國寫信來,讚美我寫的《孫中山研究》,並說:「兄於是書對湘時有念舊情殷文字,尤使湘感動。回憶三十年前往事,真『當時意氣論交人』。」兩人師生之情,於斯可見。 二十二、吳俊才老師教我「近代印度史」,他要同學繳筆記,我從來不記筆記,實在繳不出來。我花了幾個小時,寫了三十五張卡片,敷衍上去,且在前兩張極力攻擊記筆記。我說:「大學為自由研究學術之地,研究之方法亦各自由。」「累犢連篇千冊一律之筆記實非必要。大學生之治學方法貴乎參考眾書獨立治學,不當株守筆記以應考試及先生審閱也!」吳俊才老師是有眼光的人,他居然在班上不誇獎別的抄筆記的同學,而大大稱讚我一陣! 二十四、歷史系有西洋史教授,叫張貴永,道貌岸然,待人甚吝,有一大家中下女事情做完,要提前一刻鐘下班,不料他卻站起來,脫下襯衫,說:「你還可以洗一件襯衫。」 二十五、另一教西洋史教授,叫楊紹震,學問極差,卻又喜裝腔作勢、做洋紳士狀。上他「西洋通史」課時,我常用假史料作弄他,他佯做知道,其實一無所知、也不可能有所知,因為從來沒有那種史料。後來此人到東海大學去了,為了多賺一點錢,曾向校方哭訴,請求多發他津貼雲,傳為笑柄。 二十六、歷史系有一極頑固老教授,叫徐子明,痛恨胡適。他演講時到處說:「我當年親眼看見胡適一手把毛澤東提拔起來!」說時還用右手拇指食指交接,手心向下,手背向上一提,做提拔狀。因為痛恨胡適,連帶痛恨白話文,他說白話文是狗叫文。姚從吾問他:「既然白話文是狗叫文,你為什麼口中講白話?」他忿然答曰:「我跟狗說話,不能不狗叫!」 當時胡適系的學閥們整他,把他開的選修課,故意排在其他必修課同一時間,以達到沒學生選他的課的效果,讓他自行了斷。可是汪榮祖一個人跑去選了他的課,他雖只教一個學生,但夷然自得,氣派不衰。他罵人,把「他媽的」發音成「塔馬滴」,口音使然也。 二十七、徐子明自稱做過文學院長沈剛伯的義父,真相不詳,沈剛伯教「英國史」,但我沒選過他的課。我在文星時強力批評過他,說他太懶等等。後來在胡之偉(胡志偉)、趙萬年的婚禮上,他還向我打趣,說:「我這文流氓鬥不過你這武流氓。」 二十八、教「中國近代史」的李定一,我沒選過他的課,他是書呆子,上課時說他一生只知道一位電影明星,名字叫做「瑪麗『夢蓮』露」(MarilynMonroe,譯名應為「瑪麗蓮·夢露」)!其實這種有趣的孤陋寡聞也不止李定一,胡適亦然,胡適知道遠在天邊千萬人所不知的神會和尚,卻不知道近在眼前千萬人皆知的大明星瑪麗蓮·夢露,引得人們大笑。 二十九、黃祝貴老師教國際現勢一般科目,以兩手空空、口若懸河方式上課,足見其博聞強記。他跟我談得來,曾到我宿舍看我,並簽名送我書。不料三十年後,跟我同屆的李遠哲在一九九一年教師節致詞時,特別向黃祝貴老師表示敬意,並感性他說:「在台大,經過三十多年仍能留下這麼深刻印象的老師還不大多。」我猜李遠哲這次莫名其妙的、生硬而唐突表態,似與我揭發他對恩師王企祥負義行徑有關——他抓個毫不相干的黃祝貴來墊底,以洗刷他不是不尊師重道的。 我想黃祝貴對這突如其來的感性戲,一定一頭霧水也。 三十、我在大學從不作弊(但為了抗議軍訓課,考軍訓時,大家交頭接耳過),因為我不屑作弊,我也不需要好成績,我覺得做一個真的我,比有一些假成績重要得多。有的同學成績不錯,但因作弊,成績更好了,丘宏達諸位是也。 台大同學中,有兩位死去的,一位是歷史系的華昌平,在歷史系他班次低於我,卻常來與我談大間題。後來他無法解脫,跳海自殺了。——他是海軍游泳選手出身,居然要把自己淹死,求去決心,亦雲壯烈。另一位是醫學院的王尚義,他在台大學醫七年,但畢業之日,即是死亡之期。他得肝癌臨死時候,我在他身旁,美國女傳教士也在旁勸他重信那穌,他點頭同意。在他生前,我是一位跟他並不「投機」的朋友,我並不喜歡他。我覺得他不成熟,多其不應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他沒有定見和深度,今天信那穌,明天拜居士,後天又躺在床上,為大落的自我而哀鳴,死前又重信那穌。我對他的總括印象是他大浮動,甚至大好虛榮。當然他的興趣很廣,人又聰明,多才多藝,自然可交到一大堆跟他同一氣質但卻遠不如他的渾小子們做朋友,自然也可投合一」般跟他同一氣質卻遠不如他的渾小子們,使他們成為他的「忠實讀者」,這種「忠實讀者」,在尚義早夭以後,更對他油然而起了一種悲劇意味,這也是他的「遺著」比他的「生前作品」較受歡迎的一個原因。王尚義去世後,我受他妹妹王尚勤之托,幫了一點忙。那次經驗,使我恍然大悟「自命為尚義的好朋友們」到底是一副什麼樣子?這票人以「尚德」自勉,其實最先失態;以「耐冬」自期,其實最早凋零。王尚義死後,這票人沒有一個成材的,這也證實了一代青年中,真正出現高明光大的偉大人物是多麼不容易,偉大人物是不世出的,而我恐怕是歷久彌新的惟一一位。台大有史以來,從未能出現像李敖這樣偉大的人物,就好像普林斯頓有史以來從未出現像費滋傑羅那樣偉大人物一樣。台大、普大可以人才畢出,但論偉大,卻只有一人而已。一九八三年六月,木令耆在海外發表《王尚義與李敖———個6時代的兩種表現》,文章中說王尚義和李敖他們有「脫離了母系環境,少年被移植後的失落惆悵」的處境,是真的;說「正當他們開始有些對人生認識的知悟,正當他們想迎風而飄,隨著祖國歷史的潮流向前邁去,他們被父母帶去到一個陌生的小島,他們與祖國正動盪著的新時代隔絕了。從此他們受到拘束,身心受到壓制,如同正向藍天方向上長的幼樹,忽然被放在木匣子內,既看不見天日,也無伸展之地」,也是真的。木令耆分析王尚義和李敖「一個時代的兩種表現」,在李敖是「硬性人物」、王尚義是「軟性人物」的主線上,也分析得很不錯。不過木令耆在行文中有一個大錯誤,說李敖「不做偽君子,甯做真小人」等話,顯然是誤讀了我的文章了。我在《十三年和十三月》原文中,是這樣說的: 我最討厭裝模作樣,如果在「偽君子」和「真小人」之間必須選擇一個,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這種性格使我在許多事情上表現得「一馬當先」——當先去做「壞人」。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是我二十歲時父親的去世。我父親死後,按照傳統,要燒紙、誦經、拿哭喪棒彎下腰來裝孝子,可是我不肯這樣為「吊者大悅」去做「偽君子」,我的喪禮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場面前挨了臭駡,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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