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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陸根紀(10)


  我從小愛書,在北京念小學時候,最吸引我的有兩個畫面,一個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櫥窗,窗內有蒸氣火車模型,這是真正用蒸氣開動的玩具,我愛死它了。另一個是學校音樂教室後面的一個書櫥,櫥內是一排排整齊的叢書——商務印書館出版、王雲五主編的《小學生文庫》。在日本鬼子統治北平時期,這些書是比照禁書鎖起來的,抗戰勝利後,不但櫥門打開了,我還做了圖書館長。從此「利用職權」,對這套「小學生文庫」,更為熟悉。這套書有五百本,約一千萬字,插圖達七千多張,作者達一百二十人,是我欣賞的第一套叢書。

  由於對這套書的好感,從而對出版它的商務印書館也心嚮往之。北京琉璃廠本有商務印書館的分館,可是上海的總館,才是更吸引人的。由於老姨父做過上海附近嘉興縣的縣長,對上海熟悉,每在我問到上海的總館的時候,他就詳為解答,並且打趣說:「看你這樣問東問西,我看你有一天得做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才過癮呢。」說這話後半個世紀,我沒做成它的總經理,但它的總經理郝明義卻到我家來拜碼頭了。不過,臺灣的商務印書館由於名稱上面被國民黨偽政府硬加上「臺灣」兩字,倒有點像偽組織,比起真正的商務,可就遜色多了。走進上海商務印書館,是我生平最欣喜的經驗之一。另一欣喜的經驗是我十七歲在台中一中時,當年商務的正牌總經理王雲五寫了一幅字送我,字寫得又破又熟練,但他不是別人,就是《小學生文庫》的主編者啊!我三十一歲被國民黨迫害時,印《李敖告別文壇十書》,王雲五也親筆預約了一套,後來聽人說王雲五極力稱道李敖才幹,可是「不敢用他」,足見李敖之悍,真是人所共寒呢!除了《小學生文庫》以外,開明書店的出版品,影響我最大。《開明青年叢書》、《開明文學新刊》、《開明文史叢刊》、《中學生》月刊、《開明少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歡的。由於喜歡它的出版品,連帶也喜歡上那家書店。在北平,我去過它在琉璃廠的分店;在上海,我去過它在福州路三九0號的總店。北平的分店比較大,上海的總店就小多了,但不論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型大小書店像河南中路二一一號的商務印書館,或是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中華書局來,都寒酸得不成樣子,雖然如此,開明書店卻給青年人一股朝氣,它是左派的書店,比起它來,任何老字型大小的書店都顯得屍居餘氣了。開明書店不單在北平有分店,在南京、重慶、成都、漢口、廣州、長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後一個分店,設到了臺北,在臺灣光復後,它把觸鬚延伸過臺灣海峽,使在臺灣的中國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氣。不過,這股朝氣還沒感染多久,國民黨偽政府就撤退到臺灣來。這個偽政府既跟大陸斷掉了鎖鏈,在它狹窄的視野下,凡是大陸書店在臺灣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斷了連鎖。商務印書館改名叫「臺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改名叫「臺灣中華書局」,開明書店也未能倖免,改名叫「臺灣開明書店」。

  比別人更慘的是,由於它是左派書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縱使內容不涉及政治的書,也因作者沒有來台,變得只敢印該書,作者名字卻不敢印出了。於是,葉紹鈞編的《十三經索引》,變成了「本店編」;夏丏尊、劉薰宇編的《文章作法》,變成了「本店編」;呂叔湘的《文言虛字》,變成了「本店編」;張沛霖的《英語發音》,變成了「本店編」;王峻岑的《數字列車》、黃幼雄編的《電動機》、陳嶽生編譯的《原子能與原子彈》等等等等,也都變成了「本店編」。只要人在大陸,哪怕是你編的談數學的、談電動機的、談原子能與原子彈的書,也都不能把作者抛頭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陸的一切,令人有點哭笑不得。上面這種表態、這種小心翼翼,其實還是不夠的。於是,臺灣開明書店啊,開始明目張膽的印出劉清波的《三民主義綱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義總複習》了、印出李華柱的《國父革命之學》了。———個左派的開明的書店降格到出版這種右派的不開明的黨八股,它的無奈,也就可想而知了。跟大陸上的開明書店不同的是,臺灣的開明書店,坐落在臺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慶南路的老字型大小的書店很遠。它孤零零的在中山北路一段七十七號開起店來,店面開得極不景氣,推門進去,書架分格未掃、書本塵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倍感淒涼。因為去中山北路大不方便,我在大學時候,每年會去上一次,有點似曾相識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員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編有《世界語入門》,開明書店出版,算是惟一跟大陸發生連鎖的老作者。他不曉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語入門》,書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兒,多少還流露出一股味道。不過,似曾相識之感很快就被滄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書、書如其店,他象徵了一個書店的沒落。——政府可以流亡,書店不能流亡。

  一朝變成了流亡書店,它的精神就中斷了。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來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七十七號,卻連那家極不景氣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門牌一段七十七號的,卻分明是一家氣派堂皇的「馬可孛羅麵包公司」,營業項目包括「西點麵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沒有絲毫精神食糧。

  我呆了。開明書店呢?開明書店哪裡去了?難道連那麼一家極不景氣的店面,也開不成了麼?我不死心,向麵包店的櫃檯小姐打聽打聽。小姐頭都沒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後一指,聲音平直他說:「搬到三樓去了!它沒有門,你就從後面上樓梯。」我頓覺起死回生,謝謝她,遵命做了。走到後面,滿屋滿地都是麵包工廠狼藉,滿樓梯也是。我左閃右躲、九轉十繞,總算上了三樓。迎面的是一同小房,左邊有一點鐵櫃式書架,右邊就是四張辦公桌。要找的書,寥寥可數,就在書架上。辦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親切地幫我包了書。我跟她談了幾句,她對開明書店卻很陌生。這時,一位老先生進來了,坐在朝窗的辦公桌旁。我想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聽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著我,為之一怔。然後說:「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

  我向他說:「四十多年前,我去過上海開明書店總店。」看他反應。他盯住我好一陣,慢慢他說:「你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風光時代的開明書店了。可是,這口開放探親後,我去了上海,上海的總店卻早就沒有了。所以,開明書店啊,全中國只剩下臺北這一家。我們這一家也撐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樓房子租給麵包店,自己搬到三樓來。這就是開明書店。沒有人認識它了,連我也不認識它了。」

  抱著新買的一包書,我原路走下樓來,走出了「馬可孛羅麵包公司」。站在門口,我轉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築沿線外,是一片蒼穹。像是死掉一個老朋友,我黯然而別。

  在上海,除了對書店的深刻記憶外,跟王家楨吃飯那次,也使我記憶猶新。王家幀是我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張學良主持外交的。張學良垮後,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戰期中,他做國民參政員、做外交部顧問,已是閒職。抗戰勝利後,出任東北行轅政治委員兼東北生產管理局局長。抗戰時他在重慶,他的家人都留在北平。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北平,坐著新式福特汽車,國民黨大員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後方秘密討了個姨太太,而這姨太大卻是共產黨。他的最後投共,聽說跟這位姨太大有關。當時共產黨革命,多少女孩子,為了獻身國家與理想,甘心犧牲自己,而實際獻身給國民黨高幹以臥底者,比比皆是。這位王府姨太太下場還算好的,工曉波的母親,就是下場淒慘的一例:她嫁給憲兵高幹,最後被查出,伏屍法場。當年我被國民黨特務軟禁時,特務們看到王曉波來看我,就閒聊起他們見過王曉波的母親,說那位女士年輕漂亮,可惜犧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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