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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筆伐(3)

本來辦雜誌是爭取言論自由、鼓吹人權民主的，但是南榕愈辦愈把重點轉移了，我是不贊成台獨的，於是兩人便逐漸疏遠了。1989年3月6日早上，他電邀我為雜誌五周年寫幾句話，我寫了《言論自由還是第一優先》一文，以「逆耳之言，以博老友們的一臉苦笑」。那次電話通了四十分鐘，是我們最後一次通話，電話中我反復舉證，告訴他台獨是一種夢幻，「我們要犧牲，但是不要為夢幻的理想犧牲」。從此以後，南榕的聲音，對我已是絕響了。一個月後，南榕以自焚殉道。 　　那年南榕坐牢之日，我由葉菊蘭、邱謙城陪同，和小屯一起去看他，南榕的小女兒竹梅也一起去了，眉宇之間，似有無限深沉與哀怨。竹梅十歲時寫詩說：「爸爸像太陽一樣，如果太陽不見了，我會哭，我會叫，但還是叫不回太陽。」——對小女兒而言，南榕是太陽；但對好朋友說來，南榕是孤星。正因為是孤星，所以他不屑加入民進黨。南榕自焚殉道後，民進黨趁機擁死人為籌碼，奉他為「靈魂黨員」。殊不知南榕不屑入這種黨，正因為這種党的政客沒有「靈魂」，他們唐突死者，無恥至此，南榕、南榕，真死不瞑目了。 　　南榕死後，一個說法是包圍雜誌社的員警們謀殺了他，這種鄭南榕非自焚論，在「立法院」，由尤清、朱高正帶頭，就非自焚論展開政治秀，以是否有他殺的可能性，大作文章：陳水扁太太吳淑珍也依據陳永興、黃華的話，同此炒作。而台南地區，也有四十名民進黨員藉口「國民黨活活燒死鄭南榕」，大舉遊行。——臺北方面是打死後焚屍滅跡的，台南方面卻是進一步活活燒死了，可見這一被殺焚屍「羅生門」，還有南派北派的不同說詞呢！ 　　事實上，鄭南榕決心自焚殉道，早見於該年2月18日《自由時代》總號第二六四期裡，他用書面表達出「他們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的宣示。4月7日的從容一死，只不過是實踐這一宣示而已。他的犧牲精神，是不容歪曲的。在生死線上，他溫柔地叫醒十歲小女兒，叫「你們大家先走」，然後反鎖自己於辦公室內，自行了結他四十二歲的生命。檢察官驗屍時發現，起火後鄭南榕安坐在桌旁，沒有逃走的跡象，雙手扶在辦公椅的把手上，上身筆直，如此端正的死法，尚屬首見。嗚呼南榕，在生死大節上，圖難於易，從容如此，平生所學，真實不虛矣！ 　　我捐給南榕搞「五一九綠色行動」的十萬元，來源頗為有趣。那是我告國民黨議員郁慕明誹謗的戰利品。鬱慕明最後以道歉、賠款同我和解，並成為朋友。我借花獻佛、「因糧於敵」，把十萬元捐給黨外。我交給南榕的時候，南榕說：「李先生你捐了這麼多錢，整個的宣傳費用，都解決啦！」後來得知參加者每人身上佩貼的圓形五一九綠色標誌，都是「郁同志」出的錢！ 　　鄭南榕並沒有錢，他辦雜誌的一些資金，是向我借的。他採納鄧維禎的建議，把我名字以「李敖總監」形式，單獨印在每期封面上，以廣招徠，為時年餘之久。後來我笑謂：你曉得俞大維掛名做「國防部長」的奧妙嗎？他掛名，目的就在把蔣經國帶進場，最後還政蔣氏，由蔣經國出任「國防部長」。如今我幹了一年多了，還是由你來掛名吧。從此以後，《自由時代系列》雜誌就在封面上改由鄭南榕掛名了。 　　我自己掛名的「雜誌」，除了《千秋評論》、《萬歲評論》等月刊外，我還辦過《烏鴉評論》週刊，自1988年10月1日辦到1989年3月17日，共出二十四期。我不但辦月刊。辦週刊，還辦報紙，在國民黨報禁解除後，新創刊的《世界論壇報》邀我寫專欄——《世論新語》。《世界論壇報》是一家低格調的爛報，只因全臺灣只有這一家報的發行人願意邀我寫專欄，並保障我一字不改地言論自由，所以我也就以「爾為爾，我為我」地劃清界限，撒起野來了。最後發行人吃不消，大家鬧翻也、絕交也，自是意料中事。如今回想，了無遺憾，但恨沒有第二家爛報爛眼識人耳！不過，報禁開放後，我自己倒陰錯陽差，有了一次辦報的機會。有周孟祿者，學新聞出身，是高斯機的總代理，報禁解除後，他機會大好，大賣這種印報機，但卻回收了一些舊的印報機，堆在倉庫。他想到如能把這種舊機器廢物利用，以小額投資辦張報紙，可能是一個好計畫。因此通過海王印刷廠的張坤山介紹，以伍振環做人頭，邀我合作。伍振環本是警備總部的高幹，當年負責查禁過我的書，如今找上門來，我心中一邊發毛、一邊好笑，於是合作起來，由我包辦一切言責，辦了只有一大張四個版的《求是報》。這報極有特色，從不奉「中華民國」正朔到天天彩色「三點要露」臭「新聞局」，熱鬧萬分。這報沒有一個記者，只有兼任的胡基峻幫我，就每天出刊起來了。從1991年2月27日到8月20日，辦了近半年，最後以曲高和寡、資金不足，以致中道崩姐。雖然周孟祿、伍振環雙雙被我告到法院，但我仍要公平地說，他們兩人實在眼光不錯。——他們能找到李敖做這場空前絕後的大買賣，雖然買賣垮了官司在，但他們絕對可附李敖驥尾而青史留名，橋也橋、路歸路，我雖然告他們背信罪，但仍不埋沒兩人的功勞。 　　辦報期間，彭明敏來信問我是不是太辛苦了，我有回信寫這一生涯： 　　《求是報》一辦轉眼兩個月了，忙得沒有好好回信給你。前一陣子看電視張學良說他是「很膽大妄為的」，我想我辦《求是報》，也屬「膽大妄為」的一種。因為按情按理按實力，我實在沒有辦報的財力，正因為如此，報卻辦了出來，除「膽大妄為」外，殊乏其他解釋。 　　《求是報》開辦以後，我個人倒還好，因為即使不辦報，我也是「工作狂」，每天由早到晚忙個不停，所以辦報只是忙上加忙而已。倒是跟我辦報的同人，忙得人仰馬翻，以致屢生「逃兵」事件，其中孟祥柯是第一叛徒，他是過慣閑雲野鶴生活的，這一忙，嚇壞了他，乃留書出走，略謂George santayana與陽春有約，他老孟與鄉村有約雲，一走了之，瀟灑無比。 　　雖然屢生叛逃事件，但李敖是何等人，豈怕別人叛我的變，仍舊「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何況老孟並非夏桀也乎？ 　　老孟寫文章，考究環境，他說最理想的地方是獅頭山廟裡，青山綠水、清風徐來，才有靈感。他問我為何隨意下筆就千言，不要靠靈感，我說妓女接客，要不要靠性欲？靠有性欲才能接客，還能幹這行嗎？ 　　不管怎麼責人而不責己，《求是報》辦出來，可謂「惡有惡『報』」。當年我曾說「如果你想害一個人，你就勸他辦雜誌」（這一名言，大家都忘了是我說的），如今當修正為「勸他辦報紙」了。 　　不過，不論怎麼「悔不當初」，《求是報》總算做到了一點，就是全部都是可讀的東西。就光憑這一點，《求是報》就是鶴立雞群啦！ 　　雖然理由頭頭是道，可是夜裡三點泡在浴盆裡，未免自笑。周作人打油詩說「老去無端玩古董」，我倒有點「老去無端辦報紙」之感。蓋辦報之事，在去年10月12日以前，我一起認為對我是天方夜譚。報辦成後，可好了，每天不要「跑三點半」了，——每天跑夜裡「十二點半」了。《求是報》每天夜裡四點鐘由DHL快傳到美國出美洲版，「十二點半」，正是「『夜』正當中」呢！ 　　你說「每日出報，太辛苦了，但是很值得的」，多謝打氣。 　　1991年11月三日，我創辦了《李敖求是評論》月刊，在發刊詞中寫道： 　　我的《千秋評論》《「李敖千秋評論叢書」》辦了十年。《求是報》辦了半年，如今雙雙達成它們歷史的、階段性的使命，我決定創辦《李敖求是評論》雜誌，以開新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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