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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筆伐(2)

《千秋評論》《萬歲評論》以外，我還賈其餘勇出了四冊《千秋評論》號外。事實上，我以《千秋評論》為主軸，展開了黨外雜誌的大串連。我幾乎來者不拒地免費為所有黨外雜誌拔刀跨刀，最主要的是鄧維禎、鄧維賢的《政治家》系、許榮淑的《深耕》系、周清玉的《關懷》系、林正傑的《前進》系列等等，但是關係最深、持續最久的是鄭南榕《自由時代》系。鄭南榕活了四十二歲，但他「追隨」我的時間長達二十一年。他本是一個力爭上游的好學生，從輔仁大學哲學系轉入臺灣大學哲學系後，深受自由思想的啟迪。他佩服殷海光，也佩服李敖，但他與殷海光並無較深的淵源。他對殷、李的感情，不是一己之私的。殷海光死時，他曾倭然下淚；李敖入獄時，他曾愴然若狂，這種感情，都是「我與蒼生哭」、「我為蒼生狂」式的，全無私慟成分。殷海光沒教過他，他只是殷海光的再傳弟子，但他對他老師——殷海光一傳弟子劉福增、陳鼓應都看不起，而只直接佩服殷海光。但殷海光與鄭南榕之間，並無私交的發展，原因很簡單，這兩個人都是陰陽怪氣的，他們的表面性格都不討人喜歡，只有和他們深交後，有識之士才會肯定他們。他們兩人並無深交的機會，自然總是「蕭條異代不同時」。至於南榕和我，情況就不同了。他二十多歲時，跑來看我，但我並無特別印象，原因是我雖不陰陽怪氣，但有「洗腳戲門生」那種孤傲，以測驗人，南榕似乎沒有通過我那種奇怪的測驗方式。但他並不灰心，十多年後，在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獄後，他又來了，在「紫藤廬」裡，他走過來向我打招呼，我重新回憶了這個穿短褲的怪朋友。 　　那時南榕在《政治家》發表《李敖，不要走！》一文，說他如果是「出入境管理的掌權人」，他就要「禁止李敖出境」，因為，臺灣需要李敖。「李敖受了六年九個月的枯囚，同一時間許多人的心靈因而枯萎。」他對我的期許，情見乎詞。此後來往漸多，到1984年3月，遂有合作辦雜誌的事。 　　在雜誌創刊之初，他請我到雜誌社，拿出封底的設計給我看，上有赫然黃色大字：「爭取100％自由」。當時我表示：我是《自由中國》的作者、是《文星》的主編，在國民黨壓迫言論自由的漫長黑夜裡，我多年躬逢其盛，並且苦戰不衰，但是也只能做到百分之幾十，始終做不到百分之百。如今你老弟有此雄心，大家就努力努力看。我當時做這種表示，心裡實在並不怎麼樂觀，也許是當年躬逢其盛的積壓影響了我，使我估算國民黨的餘威，有所出入。但鄭南榕顯然比我樂觀，他大刀闊斧地幹起來了。我因忙於《千秋評論》、《萬歲評論》，對他的幫助有限，但在每月感慨「萬」「幹」之時，與《自由時代系列》雜誌連線作戰，努力做到百分之百，卻也不甘後人。回想創刊之初，我和南榕攜手爭取言論自由，南榕親筆在創刊號第一篇「言論自由第一優先」文中，宣示得十分明白。南榕雖然指出「在這個蔑視自由的小島上，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從來沒有過。李敖先生個人力爭自由的成績是第一名」，但在我看來，他在這方面的努力，卻後來居上。我認為，南榕一生最大的功績，是他在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上。至於後來從事爭取組党的自由（他是臺灣第一個以行動突破黨禁的人，遠在投機的民進黨不敢組黨前，他就加入了許信良的臺灣民主黨）、從事爭取集會的自由。……只不過都是在爭取言論自由的大前提下衍生出來的。別有懷抱的人把南榕的功績，定位在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之外，這是對南榕的一種政治性、宗教性的窄化與小化，是與史實不合的。基於我和南榕二十多年的從相識到共事，我想我最有資格說這種話。 　　《自由時代系列》在鄭南榕的實際主持下，最後打著李敖的旗號，真正做到了百無禁忌的言論自由。其中最大的突破，是對蔣家三代的總清算，這種成績與勇氣，可謂歷來所無！當時突破行動中，最有名的是連載江南寫的《蔣經國傳》，南榕這一舉動，連我事先都不知情，最後卻在封面印著「李敖總監」的聲勢下，冒險推出，由此一事，可見我對他如何縱容與信任，他對我如何置之死地而後生，想來不勝驚歎。 　　江南命案後，兇手之一「小董」（董桂林）逃亡，留了一封密件給我。在1985年3月23日，由一位「許先生」出面，找到南榕。「許先生」方臉，戴眼鏡，身高約一米七○，微胖，年紀三十出頭，外省口音，會說台語。他開門見山，坦白說他不姓許，有關他本人的一切，都不便相告，務請原諒。他登門拜訪，只是受朋友之托，前來交付一包東西給李敖先生，托他的人不是別人，就是江南命案的在逃神秘人物——「小董」。「許先生」告訴南榕說，這包東西是小董在偷渡去菲律賓前親筆寫的，小董本想留下錄音帶，但怕錄音有誤差，所以決定用手寫。小董在偷渡前夜，把這文件托許先生轉給李敖，並說由李敖自行處理。小董走後，「許先生」想直接見到李敖，但是苦無門路，所以耽誤一陣。最近他看到《千秋評論》第四十二期，裡頭有李敖二月份的日記，在日記中發現：鄭南榕在二月裡見到李敖十一次，他相信鄭南榕一定可靠，所以親自來找鄭南榕，請把檔轉給李敖。送走「許先生」後，南榕立刻到我家，轉來密封的一包東西。我立刻決定由我寫篇文章發表。兩人商量好注意保密。後來聽說，南榕在發排我這篇文章時，在雜誌社「清場」，提前讓人員下班，由他自己完稿付印，他的警覺性，由此可見。在我寫稿前，南榕甚至不肯帶走小董密件的影本，同時告訴我，為防這一密件的真實性出問題，那位送信的「許先生」雖然一切不便相告，但他喝了一杯水，水杯上會留下手印，可以追蹤。我說我相信東西是小董寫的，沒問題，水杯可以洗掉，免得給送信人惹來麻煩，南榕同意我的看法，就回去把水杯洗了。這個故事，顯示了鄭南榕雖然剛毅木訥，學哲學的，但是極有才幹，做事舉重若輕，「於無聲處聽驚雷」，真是罕見的大將。 　　這種罕見的大將，在發起反國民黨的「五一九綠色行動」一事上，也可看出他的才幹。「五一九綠色行動」倡議之初，大家都意存觀望，但鄭南榕認為可行，他向我募捐，我捐了十萬無，心裡還想：「這回給鄭南榕買爆竹玩。」後來行動開始，把國民黨鬧得七葷八素，我十分佩服他。像鄭南榕這種大將，國民黨當然要去之而後快，所以在他加入並推動「臺灣民主黨」，策劃「百萬人簽名運動」等相繼而來的時候，國民黨只好以康寧祥系大將張德銘控南榕訟案為藉口，捕之以去。南榕被捕的第二天（1986年6月3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以「鄭南榕落網」的大標題，廣事宣傳，儼然把他當做江洋大盜。清朝末年，江亢虎起而抗暴，清朝政府罵他洪水猛獸，江亢虎說，我姓江，江者，洪水也；我名亢虎，亢虎者，猛獸也。說我洪水猛獸，我真高興呢！如今鄭南榕以江洋大盜落網，乍看不倫，實乃神似。鄭南榕辦《自由時代系列》雜誌、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加入並推動「臺灣民主黨」，最後又策劃「百萬人簽名運動」，在思想界與政治圈中不斷興風作浪，說他是此道中的江洋大盜，不亦宜乎？南榕下獄後，我親自送十萬元到他家裡，給他母親；另約南榕太太葉菊蘭和邱謙城（雜誌社業務負責人）到我家，面致五十萬元，告訴他們：雜誌賠了錢，本來與南榕講好各賠一半的，現在由我全賠，不要南榕賠了。葉菊蘭謙辭，我強她收下。南榕出獄以後，1987年2月5比他由曾心儀訪問，刊出訪問記。曾心儀問他：「李敖與你的私交，大家都很瞭解。在你的這個案子裡，很特別的，我們看到李敖對你的關心是對別人從來沒有的。從你被收押起，他就為你做了很多事：你的感受怎麼樣？」南榕答道：「李敖跟我私交非常深，我們的交往已經不是普通朋友的交往。人家說：『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李敖的君子之交是厚如蜜、濃如蜜。他會對我這樣超乎他平常對朋友的行為規範，平常朋友被抓了，他不會出庭、打點等等，他用寫文章來支援；從這點可以看出他和我的交情不太一樣。他會對我這樣，是因為看得起我辦雜誌有格。他對其他的朋友只會做到某一個程度。」從這些話裡，可以看到南榕同我的交情。在訪問中，南榕又提到我批評臺灣人的文章。他說：「李敖常常發表政治方面的意見，他刺傷了他現有的聽眾。他現有的聽眾大部分都只見過臺灣島。行文用字是一回事，但是你要看李敖在政治上的行動，他也沒有放棄臺灣，也沒有和國民黨妥協要國民黨讓他去美國那麼大的國家。他在這裡批評、批評、批評，就是他喜歡這個地方的人，就是希望這邊的人他媽的比較有格調一點。」從這些話裡，可以看到南榕清楚知道我對臺灣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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