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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隱居(2)

我自動申請斗室獨居，終年做宗教式的閉關隱遁。細讀老師的新作《甘地與現代印度》。在靈修方面，得益尤多。日遠的哲人星期一靜默，我已多年每天都是星期一。靜默使我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上達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初判十年，我不上訴，我認為，我該在「傷心之地」坐牢，我願用長年坐牢，償付我做的和我沒做的。我認為一切都已太遲。這次更審，在法庭上我一片緘默！我只向法官引了一句老師書中的話——「我不願浪費法庭時間，我承認有罪。」 　　老師收到我這封信的時候，我所餘刑期已不到一年。寫這封信的時機，已經到來。我願向老師表白如下： 　　《文星》被停刊在1965年，今年已1975年，我支付了十年的青春與困境——每況愈下的困境——償還我早年的短期的同室操戈，如今已將兩清。二十六年前；我跟貴黨同來這「傷心之地」，同樣的「愛國」、同樣的胼手胝足，雖然不是同志，但也不該是敵人。天下沒有不解的怨仇，何況我們同一血液，一切宜解不宜結。在這即將兩清的尾聲中，我願透過老師，站在「國家」利益的觀點，權衡我在這島上的去留。我們的敵國，經過權衡已算出放逐作家比留下好，寬大本身就是雄辯，抵消出境後作家的「馬後炮」而有餘，在這一公算下，大作家索爾仁尼琴也好，小作家馬克西莫夫也罷，都被放逐。我在此只就作家去留利害立論，當然是借喻，不是拿蘇聯來比喻。因為我們不是放逐，而是歡送，是雙方在和諧氣氛下協議出我的好處，就是臺灣的好處。我在這島上對臺灣是多餘，對我是浪費。…… 　　在以低姿態建言，提議出獄後放我去外國，我並告訴吳俊才老師，在我這政治案本案以外，還有一件「明明是政治案本案引出的案中案」，在「司法法庭」，以所謂詐欺罪判我半年，「我不能坐這種被誣的不名譽的牢，我請求老師代我政治解決。」全文最神來之筆是我向吳俊才老師提出的奇想，我說我去外國，可以協助彭明敏問題的解決，「我認為他回來非不可能。」這當然是我的一個餌，誘他們放我出去，我再徐圖後計，跟國民黨算總帳。君子報仇，「出國」不晚。果然這封秘密的信奏了效，1976年7月23日，我正在「仁愛莊」被洗腦，所方忽然通知我，說保安處派車來，接我去臺北一趟。上車後直駛基隆路警備總部招待所客廳，未幾吳俊才老師出現，他說他收到我的信很感動，為「國家」為學生他都願出面處理。問我有什麼困難，都可跟他說。我說我入獄後，我弟弟吃了我的錢，把我在他名下（我不把財產放我名下，是怕被「政府」沒收）的水晶大廈房子給押在華僑銀行，又不繳利息，以致房子落在銀行之手，盼能代為解決。後來吳俊才老師再和我見一次面，他說水晶大廈房子部分，他幫忙解決；去外國部分，等我出獄後再說；案中案的司法冤獄部分，查明確是冤獄，乃透過協調，以「不執行」解決。吳俊才老師相對要求我任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以表示大家不再敵對，並且解決我的生活問題，我以叛亂案的褫奪公權六年也可就此不了了之，可證明所謂國民黨法治，不過乃爾！乃同意。 　　我是1976年11月19日服刑五年八個月期滿，無保出獄的。出獄後第十一天（12月1日），就有了生平第一個正式職業。那天「國關中心」主任蔡維屏約我見面，說目前研究大樓的研究室已滿，把我安排到總務大樓，用總務主任辦公廳對面的房間做研究室，我心知他們要「隔離」我，我笑而受之。「國關中心」圖書館「敵情資料」甚多，我去借書，我一到，安全室江主任就到，並向女職員們調查我所借何書，我心裡有數，一本書也不借。我去「國關中心」，根本的心態就是應付吳俊才老師的。到了第二年，吳俊才老師去薩爾瓦多做「大使」去了，我趁機堅辭「國關中心」職務，主任蔡維屏不肯放人。我感覺是：「那次短暫的『副研究員』，就好像一個人上街買菜，突然被抓去當兵，他一有機會，必然要開小差，還回去買菜一樣。」最後，「在中心我待了十三個月，但是全部上班的時間，不到十三個小時。不但拒絕研究，也拒絕討論、拒絕聽演講會、拒絕簽到、拒絕請領書報，最後拒絕領薪水。」我決心走人。1978年，我甚至有存證信給蔡維屏： 　　一、本人已早於1月22日以掛號信辭職，同時退回薪水，附還證件，並請寄下離職證明。 　　二、不料等了四個多月，一直沒收到離職證明，反到收到「國研」政人○二○九號和○四○○號來件，視同本人仍在任職，顯與事實不符。 　　三、並隨信退回來件，並請將離職證明寄下。 　　只是蔡維屏做不了主，堅不准辭。後來吳俊才老師自薩爾瓦多返台，親到我家，同意我辭職，但邀我去《中央日報》任主筆，再準備接任總主筆，我笑著說：「我不會給國民黨做打手的，謝謝老師啦！」1978年8月20日，我終於收到蔡維屏簽發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工作人員離職證明書」，「離職原因」欄填的是「辭職」，「離職日期」欄填的是「1978年3月1日」，但證明書簽發日期卻是「1978年8月18日」，可見這一辭職，是經過好幾個月的折騰才成功的。合理的推測是：官方想以「粥馬溫」之職羈縻我，並顯示雙方關係沒惡化，但是這種「優遇」，對李敖是無效的，李敖還是幹方百計地跑了。離開「國關中心」顯示了我的兩點風格：第一，我不愛錢，薪水是副教授待遇，純領乾薪，每年也不少錢，如老老實實，可領二十多年，為數可觀；第二，我愛惜羽毛和自由，主動求去，不像陳鼓應他們貪領薪水，最後因競選被掃地出門了。 　　我要離開「國關中心」，基本上是一心想過我獄中那種平靜與蒼茫的生活，息交絕遊，謝絕人事。我的經濟基礎是我坐牢前留下的兩戶房子，但坐牢時，都被我弟弟趁火打劫，夥同溺愛他的母親，私下予以抵押，抵押了又不繳利息，以致魚爛河決，難以收拾。最後吳俊才老師請保安處出面，保安處轉由林家祺（他是非常練達的幹才，最有化敵為友的本領，後來我隱居時，一連五個半月不下樓，還是他有辦法把我請出家門的）個人出面見證，「逼迫」華僑銀行以二百三十萬買下水晶大廈房子。我還給該行一百萬欠債後，所餘又還了另一戶房子的三十多萬欠債，最後手上不過百萬元，靠著這點錢，我計畫東山再起。這時舊年將屆，我正開門整修房子，蕭孟能突然而至，抱怨說前幾天在百貨公司碰到我，我竟不同他說話，暗示有人跟蹤，如今他決定還是來看看我，跟我恢復邦交，並說他年關需款，盼我把一百多萬借他幾天，我無奈，只好同意了。不料舊年過後，他告訴我他身陷出售水晶大廈困境之中，欠我的錢無法還，除非我下海幫他解決。我無奈，只好同意了。於是我日日坐鎮水晶大廈，幫他從官方到私人、從私人到他小姨子，個個文書往返或個別交涉，費了好幾個月，費盡力氣，兼做土木包工，才算大體解決。蕭孟能依諾送了一百萬給我，我連同舊存，買下敦化南路金蘭大廈十二樓的房子。搬進去以後，我的生活基調還是息交絕遊式的，但有一筆財路，大大改進了我的經濟能力，那就是辜振甫收購我的一批股票錢。原來這批股票，是辜振甫成立「中國合成橡膠公司」時送給蕭同茲的，當時是二十五萬元。蕭同茲死後，由蕭孟能繼承，因五年不漲，持之乏味，就轉賣給我，因此我成為該公司的股東。先是我在1976年6月，在「仁愛莊」時看報得知有所謂「中國信託投資公司」信用卡發行，只要存五萬元即可自然取得，不必靠人介紹，我感于政治犯出獄後處境困難，有信用卡在手，方便許多，如今既可在不求人條件下持有此卡，乃在1976年6月10日匯去五萬元，依法成為該公司五萬元小股東。沒想到我買下蕭孟能的「中國合成橡膠公司」股票後，被我發現在「中國合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名冊」中，信託投資公司所占股數竟超出總股數百分之五十後又多超出一三一、四一五股（即過占總股數百分之五十四）！完全違反「財政部」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的規定。規定目的本在防止「『信託公司』利用信託資金購買其他公司大部分股權，並從事經營，無異併吞其他企業」，而「中國信託投資公司」顯然違法，結果形成我參加的兩個公司相互之間有大吃小、左手吃右手的怪現象，因而發生複雜嚴重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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