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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隱居(1)

　　（1976—1979　四十一到四十四歲）

　　在最後一次軍法審判的時候，我雖一言不發，但卻留了一張書面的意見，可以顯示我採取「緘默權」的根源，全文如下：

　　審判長先生：

　　我只要花一分鐘就可以把話說完，我的話共分五點：

　　第一點：關於本案內容部分——我沒有話可說，我用法律裡面的緘默權。我想我也不必說明我為什麼不說話，一千九百四十六年以前，耶穌在被審判的時候，也不說話。

　　第二點：關於判決的部分——過去我不上訴，以後也不上訴。雖然我是無辜的，雖然我沒有罪，我仍願引用印度獨立的偉大領袖甘地在法庭上的兩句話：「我不願浪費法庭的時間，我承認有罪。」

　　第三點：關於我的態度部分——我現在聲明，我自被捕後，因被刑求而來的一切我寫和我簽字的東西，全部無效。也許我信心不夠，無法抵抗現代科學方法的刑求，但我知道五百四十四年以前，最有信心的聖女貞德在被捕以後，也犯過跟我同樣的無可奈何的錯誤。

　　第四點：關於所謂爆炸案部分——雖然跟我無關，但我願為李政一、劉辰旦、吳忠信、郭榮文、詹重雄五個小朋友做他們「人品的證人」，這就是說，我相信他們不是做這種事的人，他們的誣服，是被刑求的結果。我請求審判長先生給他們做無罪的判決（附帶聲明一聲、，在進這軍法處大門以前，我跟他們並不認識，所以我的請求，可以說是客觀的，值得審判長先生參考的）。

　　第五點：關於我個人的刑期部分——我不要求做減刑的判決，也不對加重不滿。美國民間領袖尤金·戴布茲（就是坐在牢裡還有一百萬人投票選他做總統的尤金·戴布茲）1918年在法庭上的三段話就是我的話：

　　「只要有下層階級，我就同流；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儔；

　　只要獄底有遊魂，我就不自由。」

　　只要我在這島上，不論我在牢裡也好，在牢外也罷；不論我是「名不副實」的「大作家」也好，或是「名實相副」的「大坐牢家」也罷，我都不會有自由的感覺。因此關於我個人這部分，我不請求減輕。

　　李敖　9月15日

　　從這一書面陳述中，可以看出我四年多坐牢下來，心靈上所顯示的平靜與蒼茫，這一平靜與蒼茫，使我對刑期多少或出不出獄並不沾滯，但對我放眼的方向，卻別有洞天。1975年9月22日判決確定後，我寫了一封秘密的信給吳俊才老師，吳俊才在台大教我「近代印度史」，那時是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是當權派，我信中說：

　　俊才老師：

　　以十八年師生之誼，請老師先聽我一句——「李敖實非台獨分子！」

　　我十四歲到臺灣，現已四十，但我至今不會說臺灣話。不會聽臺灣話。我二十七歲「暴得大名」，貴黨報紙罵我是「反派小生。」臺灣人有政治野心者想「統戰」我這外省人，不足為奇。但我對政治乏味，因此，我拒絕了高玉樹。

　　台獨分子拿我做對象，我想至少有三派——（一）「臺灣青年」派（他們不斷拿我在他們機關刊物上做主題）；（二）散發傳單派（散發「歡迎李敖參加我們的行列」等傳單）；（三）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一）（二）兩派我根本不認識。第（三）派認識都在他們變成叛亂犯之前。他們出獄後，跟我有來往，我不相信他們會再做書呆子式的政治活動，所以不以為意，不避瓜李之嫌，現在證明了我比他們還書呆。

　　我在謝、魏被捕後三周被捕，他們把我說成「五分之一」（謝說「五委員」之一，魏說「兩個半」之半），說我同意加入組織，我完全莫名其妙。這時候正是火車站出現「歡迎李敖參加我們的行列」等傳單的時候……當然構成了辦案聯合小組（各單位組成）對我的合理懷疑，由於我多年做「反派小生」的紀錄太壞，使我無法取信於人。……大概十幾天後，我感到不遙為配合這「五分之一」的說法，恐怕不得了結。我出於無奈，編了一套說辭，我說我們開過加入的玩笑。我當時想，這一說辭，既可遙為配合加入的意思，又可因開玩笑而大事化小，既無法在「有無上」澄清，只好在「輕重上」取信于一時。

　　半年以後，調查局的劉科長來看我說：「好消息告訴你，查清楚了，我們知道冤枉你了。」後來我聽說台獨分子終於承認對我誣攀。一年後開庭，台獨分子當庭承認對我誣攀，「被迫咬李敖」云云。其實這時候，台獨分子的宣傳目的已達，他們終於號召成功他們有了一個金字招牌的外省同志，並且讓貴黨背害賢之名。

　　我自己坐牢，我沒話說；但陪台獨分子坐牢多年而不能自明，我為之茫然。

　　接著我提到：

　　在「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上，我和貴党任何「愛國者」並無二致，雖然我被目為敵人。

　　我被目為敵人。我的書被禁了，雜誌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門了，牛肉麵都賣不成了。……我淪為荒貨小販，靠老面子推銷古書和舊貨（即《紐約時報》說我的在賣舊電器）。當李翰祥太太看我滿身大汗同小工一起抬冰箱朝她廚房搬，問我：「一代大作家為何淪落至此？」我只有苦笑。

　　最後十四個月軟禁到來，使我朋友嚇光，生意垮盡。我沒想到我放棄筆桿已六年，可是仍不見容於人。

　　我又衝動了，我認為貴黨不許我做拿筆桿的人，又不許我做不拿筆桿的人。我開始報復。這些報復都開始在沉默六年以後，都開始在軟禁發生以後。……我依稀看到悲劇的後果，我看到兩敗俱傷。

　　我又寫道：

　　從軟禁起算，我失掉身體的自由已近六年。六年前是書被禁了，雜誌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門了……六年來，是荒貨小販做不成了，朋友嚇跑了，女人嫁人了，房子抵押了，親人變了，甚至弟弟也因債坐牢了。一切已凋零褪色，面目全非。內在的自己已由絢爛趨於平淡，外在的關係已由平淡歸於虛無，六年煙雲，可使內外有如此奇變，我仿佛覺得我不是重生一回，而是死了九次。

　　自1949年到臺灣，我在窮苦中長大，從寫蠟板到送報，到餓著早飯省錢買書，逐漸建立我的一點尚不尋常的「成績」，我做過錢穆寫信稱許的中學生，老師賞識的大學生，胡適限時信送錢贖當的研究生。我最後在極短的時間裡純用文字的力量平步青雲，所向披靡，使想用筆桿壓伏我的人為之失色，轉而以筆桿以外的方法染我身上的顏色。「才如江海命如絲」，我從大作家降為大坐牢家，一切都似前定。孤燈黯淡，子夜獨思，李鴻章說這島是「傷心之地」，對我更有多重的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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