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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星沉(3)

在整個公佈李敖給胡適的信的戲路裡，最有趣的一項，是國民黨們對這封信的種種離奇解釋。胡秋原《中華》雜誌登徐高阮在聲討大會上的談話，報導徐高阮說：「這一封信是1961年門月間胡先生交給他的。當胡先生交給他的時候，態度雖不嚴肅，也不輕鬆。約四五日後胡先生即入醫院，再出院不久就逝世了。他現在對社會公開這一封信，而負一切的責任。」徐高阮的結論索性直指李敖是「對敵人投降的叛逆分子」了。《中華》雜誌又登胡秋原的讀後感則更乾脆，根本點破李敖是「匪諜」了，並且還是向胡適施用「統戰」的「匪諜」呢！我奇怪他們為什麼不鞭胡適的屍，說胡適也是「匪諜」？因為胡適也涉嫌「知匪不報」啊！不但不報，照他托姚從吾轉信給李敖的鬼蜮行為看，他不但「知匪不報」，還給「匪諜」師生牽線呢！ 　　到了1967年，我三十二歲，秋後算帳仍不停止，國民黨「司法行政部」部長鄭彥囗親自下令「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發交偵辦我，4月8日以「妨害公務」被提起公訴。自此官方正式配合私方，以訴訟手段形成夾殺。 　　這年4月14日，我在極艱苦狀態下義助殷海光看病，救了殷海光一命。原委是這樣的。1961年11月，我發表《老年人和棒子》以後，殷海光在台大文學院碰到我——這時候我們已經兩年多沒見了，叫住我，說：「你在《老年人和棒子》裡，提到的江亢虎是誰啊？」我告訴了他。正巧姚從吾老師走過。殷海光叫住他，指著我說：「此一代奇才也！」姚從吾老師立刻答道：「你們兩個都是奇才！」那天小聊之下，殷海光很高興，約我到他家去談談，我隨手交給他我給胡適的信的副本，約好第二天去看他。於是，近五年以後，我又來到了殷家。殷海光這回大概真的發現了我的不簡單，他顯然承認了我的蛟龍地位。他說我給胡適的信深深感動了他，信中提到的嚴僑，是中國偉大知識份子的代表，中國有千千萬萬的嚴僑，都在國共鬥爭中犧牲了。……說到這裡，他突然哭了起來，使我大為感動。這一次談話非常投機，他要到我碧潭山居來看我，我同意了。不久他到碧潭來，他教我如何煮咖啡，我窮得買不起咖啡壺，只能提供燒開水的鋁壺做工具，他抱怨壺有油質，煮咖啡不好喝，我很驚訝他在喝咖啡上如此考究。我們大談了一下午，然後到吊橋旁小店吃魚。殷海光的怪毛病是：他剛見到一個人，經常是不講話，態度也不友善，一定要「暖車」（warm up）以後，他才逸興橫飛高談闊論不止，這時候他也有說有笑，與常人無異。但是下次見面時，他又要重新從那種死樣子開始。一些人不瞭解這怪毛病，常常在一開始就被他氣走了。這次殷海光到我家，怪毛病倒頗為從簡，大概他怕我以其人之術，還治其人之身，所以很快就了無拘束地聊起來了。 　　那時候《自由中國》已經停刊一年多了，我向殷海光談到兩點：第一，雷震搞新黨，以雷震對國民黨的瞭解，國民黨會動手抓人。一動手抓人，《自由中國》就完了。《自由中國》一完，就表示大家幾年來所爭取到的言論自由，會被國民黨收回去，何年何月才能恢復到《自由中國》的尺度，就不知道了。所以新黨運動對傳播思想而言，是一種連累，就像五四運動連累了新文化運動一樣（我這一點看法，印證「80年代」在《自由中國》停刊後二十二年，重印《自由中國選集》都要被查禁，可見言論自由的大逆退）。第二，《自由中國》所談的，是知識份子的、上層的、縱貫線上的臺灣，在知識份子以外、在上層以外、在縱貫線上以外，對鄉土臺灣、對苦難老百姓的生活，談得不夠。說到這裡，我舉我親自調查的軍中樂園為例：一個妓女每天被迫接客五十次，只分到一點點錢，這叫什麼「人間天堂」？她們這樣悲慘的生活，什麼主義、什麼人統治她們，都一樣。如果能夠改善她們的生活，即使做了亡國奴，我想她們也心甘情願。我親眼看到她們接客五十次後老鴇們放鞭炮慶祝的景象，她們的痛苦，你殷海光等高級知識份子可曾知道？聽了我的話，殷海光為之動容，他承認他們太不瞭解鄉土臺灣，不瞭解苦難老百姓的生活。那時候，我的研究主題之一是《中國性史》，我拿出一些春宮畫給殷海光看，他說他從沒看過這種東西，為什麼這些漂亮的女人肯照這些照片？他不明白。我說：「可能為了救她的母親，可能為了救她的女兒，可能為了救她的丈夫。但絕不是為了愛國才照這些照片。『國家』對不起這些苦難的人，這些人是寧肯做亡國奴的——只要她們能脫離悲慘的命運！」 　　碧潭之游後，殷海光跟我建立了新的友誼，這時他在台大已被剝奪了講學講演的自由，而我早就沒有了這種自由。1964年台大學生陳宏正等邀我到法學院演講，我去的時候，學校派校警將演講場所的門鎖起來，校長錢思亮控制言論自由有如是者！1965年法學院請李聲庭演講「民主與自由」，講完後聽眾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插播幾句話，我們應聲而出，極受歡迎，這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後來胡秋原寫信給錢思亮提出二十五個問題，要殷海光答覆，如不答覆，就視同「不學無術，誤人子弟」，應該停止教書。錢思亮怕了，居然朝這一方向迫害殷海光。這一期間，由於我的支援，使他渡過不少難關，我說動蕭孟能，高價支援《中國文化的展望》的寫作，不過在我同殷海光的交往中，我覺得我對他最大的幫助，不在幫他研究、幫他印書、幫他生活、幫他在《自由中國》被封殺、臺灣大學被停課後渡過許多難關。……我覺得我最大的幫助，是把他送入醫院，使他的生命得以延長兩年之久。他死後，殷大大寫信給林悅恒、羅業宏，私下承認「李敖救了殷老師一命」，即是指此。「殷門叛徒」王曉波未叛前寫《悼念我的老師殷海光先生》中說：「後來，殷先生由宏恩醫院轉往台大醫院開刀，台大醫院有公保，只要住二等病房就不必另外交費。宏恩醫院的費用是李敖付的，因為當時殷先生的學生中只有李敖有錢。」這段話最後一句說得不對，當時殷海光的學生中絕非「只有李敖有錢」，最有錢的是陳鼓應。陳鼓應繼承了他父親留下的財產和落地的房產，沒分給他妹妹陳桃桃，一個人獨吃了，他是第一有錢的，可是一毛不拔。張灝、林毓生家境很好，又在美國多年，也都有錢，至少都比我有錢，只是他們光說漂亮的話，不做漂亮的事，這些偽君子、偽殷門弟子，我是最看不起的！ 　　在義助殷海光的時候，我當時已被官方完全封鎖，已經很難靠寫作出版維生。我的維生之業，其實是做舊電器買賣。那時候美軍顧問團在臺北，市面上品質好的冰箱冷氣等電器，臺灣不能生產，都靠顧問團用過的二手貨。我和李世君合作，化名「OK李」，整天登英文報兜來舊電器，然後轉賣。轉賣時候，我都親自參加搬運，與苦力無異。有一次賣一台冰箱給李翰祥，我在參加搬運的時候，被李太太張翠英看到，她說：「怎麼大作家做起苦力來？」我說：「大作家被下放了，正在勞動改造啊！」為了堅守原則，不同國民黨合作，我在謀生上的辛苦與心血，一般人是完全不清楚的，我也無須讓他們清楚。從外表上看，我滿有錢的，因為我知道在現實社會中，「充闊」比「裝窮」更容易混，「充闊」至少可以貸得到款、貼得了現、借得到錢，「裝窮」則全無用處。大家都說我有錢，可是誰知道我做苦力呢？ 　　我不但沒有錢，當時在財務上的窘迫，甚至非常嚴重。殷海光被宏恩醫院「當場收押」「立即檢查」的時候，院方立刻要三千元住院保證金，我就掏不出。經我和會計小姐擠眉弄眼，她同意我先開一張空頭支票做抵，等我出去找到三千元後再換回。我把殷海光料理好，叫孟絕子、陳平景陪他，就直奔水牛出版社找彭誠晃，我拿出另開的一張三千元加利息的支票，向彭誠晃貼現。彭誠晃把我的支票翻過來掉過去研究著，我問：「怎麼了？是假的？你研究什麼？」他說：「你貼現幹什麼用？」我說：「本來不想說，你既然問，說也可以，老殷住院了，我要籌保證金，所以就找到你們小氣的客家人頭上來了。別囉唆了，快借錢吧！」可是彭誠晃卻不肯借，我認為他太不夠意思了，我說：「你們水牛創業，我幫了多少忙！《羅素選集》明明是我編的，你們卻掛上劉福增的名字！我不願和你們計較，可是這一次，為了老殷，我不會原諒你們了！」從此以後，我再也不肯見彭誠晃這個人了。直到十多年後，我由蕭孟能太太朱婉堅那邊取得公證授權，把當年蕭孟能賣給彭誠晃的版權全部作廢，才算徹底作弄了這個客家人、才算出了這口惡氣。 　　除了給水牛匿名編《羅素選集》這類事，我還為其他出版社做了很多，甚至一些暢銷書，像《胡適語粹》等都是我編的。一來是做些有益讀者的事，二來是以不正常方法賺點正常收入。編這些書，都不能由我掛名，那時候，拜官方之賜，「李敖」兩個字已像黑死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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