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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星沉(2)

那時我在文壇餘威猶在，勢利眼的余光中還買帳，他寫來了贊助啟，全文如下： 　　近日讀報，知道李敖先生有意告別文壇，改行賣牛肉麵。果然如此，倒不失為文壇佳話。今之司馬相如，不去唐人街洗盤子，卻願留在臺灣擺牛肉攤，逆流而泳，分外可喜。唯李敖先生為了賣牛肉而告別文壇，仍是一件憾事。李先生才氣橫溢，筆鋒常帶情感而咄咄逼人，竟而才未盡而筆欲停。我們贊。他賣牛肉。，但。時。不贊助他賣牛肉麵。贊助，是因為他收筆市隱之後，潛心思索，來日解牛之刀，更合桑林之舞；不贊助，是因為我們相信，以他之才，即使操用牛刀，效司馬與文君之當爐，也恐怕該是一時的現象。是為贊助。 　　賣面大業，後來格於環境，我只變成理論家，轉由張俊宏、黃華等小朋友變成實行家，直到他們再格於環境，做垮為止。 　　印《告別文壇十書》要登廣告，不料情況迭起，那時《中央日報》執各報牛耳，只好找它登，且因跟它的廣告主任商鐘認識，乃去交涉。8月30日上午十點去《中央日報》，商鐘說他正設法斡旋，總經理已同意，再與該報頭子國民黨大員曹聖芬商量云云。下午五點再給我答覆。五點再去，已同意登第四版。商鐘說曹聖芬最後還要刪去「賣牛肉麵」等話，經他建議，始全部照登。我借到錢，再去《聯合報》加登兩天，竟遭阻力。9月1日的因已收我款，不好拒絕，只好照登。《聯合報》的收費小姐並遭官腔。《征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方面亦然。本已答應加登兩天，下午去繳款，竟遭拒絕，並要連9月1日的都退給我，力經交涉，答應至少9月1日的照登。《民族晚報》方面因為認識人，又看到《聯合》、《征信》兩報收據，乃照登。《自立晚報》經找戴良等，又鑒於《民族晚報》已登，乃照登。在《自立晚報》社，在該報走紅的柏楊跑過來，高叫：「李敖哇，你自殺算了！這個島上沒有你的活路！」我笑而不答。不料麻煩還沒完，《中央日報》方面又有變化，9月5日我去找商鐘，說：「你們說我的廣告先登第四版，若一版一有空，就讓給我。你們看今天《中央日報》的第一版的喪事廣告，9月2日死的，今天就見了報，可見有位置，否則的話，難道死人還預約嗎？」經交涉結果，答應我登第一版一次，並續登二次。可是還是言而無信。這事引發我到「法院」告了曹聖芬，法院是國民黨的，當然告不成。 　　廣告出情況後，印書接踵而至，11月9日，情況來了。發生在臺北雅江街三十五號裝訂廠，跟我共患難的陳平景有記錄如下： 　　……五點五十分左右，二分局派行政局員婁（山東人，濟東蓬萊，後查出名婁振岳）率彪形大漢四人（後始知其中一人姓那，又一人姓單。然不露面者，不知幾人，居民圍現狀至熱鬧），著便衣，找敖之，告以上級命查禁《烏鴉又叫了》及《孫悟空和我》二書。時左已將《孫悟空和我》約千五百本包好裝在板車上，正擬運出。 　　敖與婁均態度平靜，敖之談笑風生，頗見功力也。然廠主林某因事出倉卒，且無經驗，頓時面如土色，喃喃喊苦。 　　六時半二分局長鄭（福建人，後查出名鄭文傑）來，人矮、著西裝，狀頗文雅。詳訊印書情況，及奉命查禁之情形（只說上級，未說內容）。又市警局派黃某（福建人，認識柏楊，管書刊查禁的）來，紅色警車來三次，拉走已上車之《孫悟空和我》及已裝訂未裝訂已疊未疊裡封外封等，又拉走《烏鴉又叫了》全部未裝訂、裡外封及海報。嗣因警車太慢，分局長下令雇一板車來。時張、左均離開，敖及平景與之周旋焉。 　　敖囑平景外出一次…… 　　八時鄭命三警員繼續搜查工廠，請敖之到警局談，敖說：「我的朋友陳先生還要上課，他可否先回去？」鄭不准，共到二分局。 　　九時吃了四菜二湯。市警局副局長來，只一露面。鄭局長介紹「這是李先生」，與在吃飯之敖之打招呼。 　　旋由婁訊敖之，至十二時十分。鄭在分局長室與市警局副局長閉門而談。工廠林廠主十一時偕三警員來，手抱剩餘之書及紙等，在分局長室密談。林太太抱小孩來，敖之說你丈夫不出來，我絕不走，請放心（林十二時離開分局）。 　　十二時二十分離開二分局，共抵家，筋疲力盡矣！ 　　到了第二天，裝訂廠四面警衛重重，對面且有便衣二人監視，當是警備總部政工人員。聲言不准帶走任何東西，林廠主懇求我們離開，我們覺察到所禁之書，絕不止於昨天那兩本。傍晚幕後人曝光，警總政治部李中校等二人出面，邀我一談。李中校即李國謹，此人握手時如癱瘓病人、手軟如棉，一點力量都不用，十足政工嘴臉，先使人了自指掌。他通知我，《李敖告別文壇十書》中，《烏鴉又叫了》、《兩性問題及其他》、《李敖寫的信》、《也有情書》、《孫悟空和我》。《不要叫吧》等六本書全被查禁；《媽離不了你》、《傳統下的再白》、《大學後期日記甲集》、《大學後期日記乙集》在塗掉蝴蝶頁及封底後，可以發行。我問他如何塗掉？他說用大橡皮印沾黑顏料蓋上去就可以了。後來我如法去蓋，他又改口不同意，因為蓋得不夠理想仍有字跡透出，讀者還是可以看到上面的字，而所謂上面的字，不過《李敖著作十九種》的書名而已！最後他同意的條件是撕掉蝴蝶頁和封底，才准放行。我當時因讀者來預約，無法應命，十本書能給讀者四本也好，只好同意。這次告別文壇十書，出得如此狼狽，使我對讀者實難交代。直到十三年後我複出，我才對向我「歸隊」的讀者表示，我願此生贈送我自己出版的所有的書，以為補償，但讀者很體諒我的處境，他們當年花了二百元預約，絕不好意思沒止境地收我自己出的書，所以送了一陣，也沒人計較了。 　　我「讀書破萬卷」，從沒見到古今中外有國民黨這種動輒在裝訂廠搶書的「德政」。一般干涉意見自由的當局，方式有二：一種是預防制，包含（一）檢查制、（二）許可制。（三）保證金制、（四）報告制。另一種是追懲制。按照國民黨自訂的法條，對報紙雜誌的出版，採用預防制中的許可制，兼采追懲制；對書籍或其他出版品，採用追懲制。但追懲依法應在出書上市後、送審後，豈可非法跑到裝訂廠去搶未成書、未上市、未送審前的折紙與毛坯？由此可見，國民黨既不能假民主地去實行大大方方地事後追懲制，又不能真獨裁地去實行爽爽快快的事前預審制，只能行這種偷偷摸摸的「掛羊頭賣狗肉」制，而這種制，卻是最毒辣最整人的一種制：因為若行事後追懲制，則在送審後、查禁前，至少有兩星期讓人賣書的法律機會與活命機會；苦行事前預審制，則小民至少可以遵循文警大人的聖旨，知道何者可印、何者不行，至少不必黑字印在白紙上，再給搶走，這樣豈不是枉賠檢字費、排版費、校對費、打樣費、製版費、印刷費、紙張費、管理費？……但國民黨的毒辣與整人，作用正是在此！它就是讓你生米煮成熟飯後，再造成你的損失，使你進退兩難；使你不但賣不到錢，反倒要賠印刷廠和紙行的錢！反倒要補償讀者預約來的錢！試問這樣一次又一次的每次造成損失，又有幾個爭取言論自由的志士仁人受得住呢？國民黨統治的真不愧是「言論自由」的「民主臺灣」！他們從不放棄言論自由，但可使你放棄自由言論！他們從不行獨裁的預審制，但可使你領教他們行的是「預搶制」，預審多麻煩呢！多不民主呢！審都不審，就這樣「人不知鬼不覺」地來番暗箭傷人，又多「禁書如草不聞聲」呢！又多妙呢！ 　　在當局對我的秋後算帳外，胡秋原他們也沒閑著。他們利用他們取得的一封信，對我落井下石。　　1966年11月7日，在臺北婦女之家舉行聲討李敖大會，「邀約了國青民三黨人士和若干文化界的朋友三十人」，（有陳啟天、胡秋原等等，最令人不可思議的，當時我已離《文星》，《文星》實際老闆蕭孟能竟然還派胡汝森去參加呢！）開會鬥倒李敖。徐高阮等當場油印公佈了我在新店山居時給胡適的信，並把我一狀告到警備總部。在聲討李敖大會後第九天，胡秋原在他的當局獎助的《中華》雜誌上（第四卷第十一號，總四十號），發表「徐高阮先生公佈的胡適先生收到的一件信」，於是我這封信，便從敵人手中公之於世。這信後來港臺書刊頗多轉載的，當然是《中華》雜誌創辦以來，最好銷、最好看的一篇文章。我真的很感謝這些要把我送到警備總部的「文化人」，因為只有他們這樣為我「捧場」，這封信才得以公之於世、不被查禁。要是我自己公佈了，一定就被當局封殺。所以他們真「害之反足以成之」了！結論是，徐高阮等公佈我的信，我一點也不在乎，因為信是我寫的，我當然大丈夫敢做敢當。總之，我不怪他們公佈我的信，我只是對他們公佈的動機和目的，感到要吐白水而已。 　　徐高阮做了這件事後，據我所知，為他的許多朋友所不諒。有的認為他「賣友求榮」；有的認為「難道胡適把這信給你看是叫你告密的？」有的認為「信在你手中一年後，你才告密，證明你就是『叛逆分子』！」有的認為「知識份子如此借刀殺人，太卑鄙了！」……不一而足。而我自己，卻毫無憤港之情，因為我深深瞭解：徐高阮等是變節的共產黨，變節的共產黨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人類，不是嗎？變節的共產黨是永遠無法調整他自己的，碰到這種人，又有什麼好意外的呢？可笑的是胡適為人坦蕩，竟誤信徐高阮這種紅色變節者，竟把李敖的信給這種人過目，結果死後給李敖險些惹來大麻煩。人世奇緣，想來不無好笑！我被告到警備總部後，由保安處魏宜智組長主持，把我約談多次，每次早出晚歸，並沒過夜。嚴僑卻被再度捕去，關了三十天，調查他同我的關係。魏宜智組長精明能幹，同我說話的時候，甚至可以整段背得出我信中的話。最後，在他研究清楚了這是徐高阮等私人的借刀殺人之計，研判若由官方出面整我，對官方不利，乃不了了之。徐高阮等的卑鄙陰謀，才沒有得售。而嚴僑本人倒有不幸中的幸事，那就是這回可真結結實實地戒了三十天的酒！——可見酒是可以戒得成的，誰說坐牢沒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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