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李敖　>　李敖回憶錄　|　上頁　下頁
10.星沉(1)

　　（1966—1970　三十一到三十五歲）

　　1968年3月31日《文星》結束後，4月6日的英國《經濟學人》登出報導，這一報導，國民黨「新聞局」在4月19日出版的內部刊物《國際輿情分析》裡，有了秘密的翻譯：

　　臺北《中央日報》曾刊出一節廣告說：「購買文星書刊的最後機會。」這家臺灣最富生氣和最有名氣的出版機構，就這樣地宣佈它關閉之意。上月底文星書店關閉，國民黨保守派已把臺灣發表自由言論的最後機構封住了。

　　文星書店的開辦完全為了商業利益，到了1960年它交上了好運，《文星》雜誌因刊載批評保守的文化政策，受到學生廣泛地歡迎。該雜誌曾討論過關於西方和「中國文化」的價值問題，甚至論及政治自由化和給予青年更大自由的要求。雖然這些問題是以「中國」的含蓄方法來討論，但在臺灣談到這些問題需要相當的政治勇氣。

　　雖然它有若干作者因偶爾與當局官員發生衝突而致被免職和下獄，可是《文星》雜誌能比其他敢言的刊物壽命較長，主要是因為它有朋友高踞要津。但兩年前《文星》觸犯了臺灣不成文法，指名批評國民黨第四組主任謝然之，並對「總統」亦有微詞。《文星》雜誌的登記執照被吊銷一年，《文星》書店董事會改組，使之容納更多的國民黨黨員。從此《文星》雜誌一直不准許復刊，但《文星》雜誌繼續有它影響力量，並對青年成為一種吸引力。

　　大約一年前，國民黨暗中支持和經常預言當局政策的《中華雜誌》攻擊《文星》「走共黨同一路線」。該雜誌要求以勘亂時期陰謀製造分裂的理由，關閉文星書店。同年三月替補的董事名單擬定了。

　　文星書店之關閉系根據最近臺灣權力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命令，其理由是禁止浪費，「改良當前社會風氣」，並指令增加大眾傳播的愛國內容。「臺灣當局」顯然』害怕日趨繁榮的臺灣會受到更大民主的壓力，所以儘量減少臺灣目前容許的自由限度。

　　《經濟學人》的報導，是很簡明扼要的。其中提到國民黨暗中支持和經常預言當局政策的《中華雜誌》，正是胡秋原的雜誌。胡秋原也許高估他做了一定程度的推波助瀾的效忠工作，事實上，國民黨本身就是要消滅《文星》，沒有推波助瀾。波瀾本身還是波瀾，在波瀾之下，「星沉海底」，根本是早晚的事。李商隱寫《碧城詩》，其中兩句是：「星沉海底當牖見，雨過河源隔座看。」與文星同歸於「禁」也同歸於盡的我，目擊了《文星》的一切，不論是「當牖見』還是「隔座看」，看見它生前死後，的確有不少滄桑。其中最滄桑的是蕭同茲，他真可謂無端受累，捲入《文星》，把幾十年培養的党國關係與人事關係，毀於一旦。如今他墓草久宿，我真願他靈魂安息；其次是蕭孟能太太朱婉堅，她為《文星》貢獻了青春，也是無端受累，捲入別人的理想活動，賠上她自己辛苦的店面和一生的事業，最後還家庭破碎，與丈夫和「新女性」對簿公堂，老境堪憐，依子而居，我要特別祝福這位既婉且堅的偉大女性。

　　文星書店結束後十六年，1984年6月5日，我有信給蕭太太朱婉堅，我說：

　　回想十九年前，在國民黨掐死《文星》雜誌的時候，我曾說：「《文星》是一道主流，雖然這主流反對國民黨，但反對之道，還有規格可尋，還可聚合各路細流，成為高明的導向；《文星》一旦沒了，主流就會變成亂流，國民黨早晚會更慘，還要賠上「國家」的命脈和別人的青春。國民黨有一天會知道：當一切情勢改變了的時候，他們將欲求有《文星》而不可得！甚至欲求有《自由中國》而不可得！他們那時候才會發現——遲來的發覺——《文星》。《自由中國》式的反對他們，是太客氣了的！可惜笨得要命的國民黨永遠不會明白，他們總是不見棺材不流淚。馬歇爾說國民黨會做好事但總做得太遲，他的看法，真是一針見血了！」

　　我寫這段話正值黨外雜誌亂流四起、國民黨當局焦頭爛額的當口，我佩服我李敖是最準確的預言家，還算吹牛嗎？他媽的國民黨，真是報應啊！

　　論斷李敖在《文星》興風作浪之功，不管《紐約時報》或《經濟學人》所登，都從正面著眼，實不足為李敖光寵，我該引一段負面觀點的論斷，以概其餘。1966年2月21日的《征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上，登出國民黨文化特務徐複觀的長篇大論，其中「發展之程度，早經威脅到整個社會與民族之安全」項下，有這樣的話：

　　茲將其年來誹謗行為，根據初步不完全之統計，計其對個人指名之誹謗，自孔子以至胡適、錢穆，凡五十七人其對團體之誹謗，自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學會、「立法院」、「內政部」、各大學中文系、臺灣研究中國文化者、全體較李敖年長之學人、「當局」官吏、國民黨員，以至整個中華民族。謂孔子之像為「恐怖」，將孔子思想與西門慶、魏忠賢，等列齊觀。對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詞穢語外，並謂「早應打耳括子」。對祭孔子之禮童，詆之為「小鬼」。對主祭之臺北市長，指為被殺作祭品之「犧牲」。稱胡適為「大懵懂」，「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指錢穆為「大腦在休息，小腦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間的人兒」。指臺灣大學為「分贓」、「腐化」、「遮羞完畢」、「拼命撈錢」。「與家裡『歐八桑』先奸後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有之」。罵年老一輩之學人都是「吃閒飯黑心飯」「使他們的子孫因他們感到羞恥」；「我們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幾個耳括子」罵「內政部」是「愚昧」、「落伍」。罵「立法委員」是「妄人」、「可恥」。指全「政府官員」及全國民黨員是「這種人的耳括子早就該被打」；「沒人格的知識份子」。罵各大學中文系是「膿瘡」是「義和團」、「准義和團」；「非狠狠開刀一次不可」。罵臺灣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國家所沒有的法律」。罵中國文化是「哪一點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罵我們民族是連「最野蠻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並向友邦挑撥「把洋鬼子綁起來，這是中華民族美夢之一」。所列資料，尚極不完全；而此處僅隨意摘舉一二。由此可知李敖不僅對一切用盡毒詞穢語；且欲見之於「開刀」「打耳括子」之行動，不僅誣盡中國一切文化；且欲挑撥臺灣與世界友邦之感情，使臺灣受到世界各國之輕視與敵視。共党未到，而李敖所發動之鬥爭清算之陰影，已籠罩于全臺灣。舉步方艱，而由李敖所出賣之民族立場，及向友邦之挑撥行為，已否定年來全朝野所作之「國際合作」之努力。

　　看了徐複觀陳列的我的「罪狀」，我真該「感謝」他，「感謝」他真是我的知己。我這些短於自知的大成績和自己不好意思說的大成績，竟這樣簡單扼要地肯定于親愛的徐之口，足證我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驚的了！

　　如今，在《文星》被封多年，回看它的生前死後，的確也看到不少的滄桑。在《文星》上追求理想的那些戰友們（事實上是唯李敖馬首是瞻的人們），有的已經死亡，有的已經隔世，有的已經變節，有的已經自毀歷史，賣友求榮，手數著鈔票，腳脫離戰場，不識大體地重新自文化人變回到市儈。……但是，不論怎樣地浮雲事變，我李敖絕不心灰意懶，我不在乎那些戰友的來去，不在乎個人的浮沉，我關心的只是理想的追求，在追求理想的大目標下，我不怕孤立，照樣勇往直前。

　　在《文星》共事和共患難的過程裡，蕭孟能、朱婉堅夫婦對我言聽計從，沒有任何怨言，表現了蕭同茲的大家風度，這是很令我懷念的。現在我還保有蕭孟能寫給我的感恩信，說：「我是多麼地感謝你！」（1962年7月6日）說：「您使我揚名吐怨氣，萬分地感謝。」（196年12月17日）雖然這些感恩，在多年以後，都被「正人君子」忘光了！

　　《文星》的「星沉海底」並不等於李敖的「星沉海底」，因為國民黨對李敖的秋前算帳和秋後算帳一直沒有停止，所以李敖這顆文星之沉，還在進行式。首先是對我的書大撒禁網。從我在《文星》最早出版的《傳統下的獨白》，到最後自行出版的《閩變研究與文星訟案》等書，全被查禁。這時我三十一歲，眼看前路荊棘，似無靠筆桿維生的活路，乃宣佈出版《李敖告別文壇十書》，得款做本錢，改行去賣牛肉麵，在9月3日我有信給余光中，其中一段說：

　　我9月1日的廣告知你已經看到。「下海」賣牛肉麵，對「思想高階層」諸公而言，或是駭俗之舉，但對我這種縱觀古今興亡者而言，簡直普通又普通。自古以來，不為醜惡現狀所容的文人知識人，抱關、擊析、販牛、屠狗。賣漿、引車，乃至磨鏡片、擺書攤者，多如楊貴妃的體毛。今日李敖亦入貴妃褲中，豈足怪哉！豈足怪哉！我不入三角褲，誰入三角褲？

　　我又說：

　　我在舊書攤上買到一本宣紙的小折頁冊，正好可做簽名之用。我盼你能在這本小冊的前面，寫它一兩頁，題目無非「知識人贊助李敖賣牛肉麵啟」之類，然後由我找一些為數不多的我佩服的或至少不算討厭的人士紛紛簽它一名，最後掛於牛肉麵鍋之上，聊示「招徠」。此「啟」只負責「贊助」，不負責牛肉麵好吃與否或有毒與否，大家盡可安心簽署，不必回家抱著老婆嚇得睡不著覺也！
學達書庫(xuoda.com)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