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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星》(5)

1968年2月25日，段春理少將拜訪蕭同茲，當面詢問《文星》是否確實自動結束？何時結束？蕭同茲拿出他2月5日致張群的信和張群2月23日的回信給他看，說擬定在3月1日結束（後因百舉待廢，時間太促，改為4月1日）。當天下午五點，蕭家的老傭人老彭（彭吉昌）留條子給蕭孟能，請求介紹他另謀出路，晚上蕭孟能問他，說你做了這麼多年傭人，大家處得很好，為什麼不幹了？老彭痛苦地說：「在家裡做不下去了！」——原來警總逼他打主人的小報告，他不肯做不義之事，只好求去。 　　2月28日下午六點，《文星》召開臨時股東會，做成「同意解散」記錄。第二天，蕭同茲致信警備總司令劉玉章，附上這一記錄。3月3日，蕭孟能托我代寫結束廣告與海報，以做最後的促銷活動。3月4日，報上登出《文星》結束啟事。 　　在《文星》指日可垮的情況下，人情冷暖也就怪態百出。2月26日，蕭同茲的老朋友張明偉連二十四萬都不放心借給《文星》了。2月29日，蕭同茲的老朋友辜偉甫甚至派會計查問《文星》帳目以防倒賬了。3月8日，余光中來電要求收回他在《文星》出版的書，蕭孟能答以：「如果作者都做此要求，《文星》的結束工作就沒法辦了。」於是余光中只好很勉強地掛了電話。3月15日，朱婉堅電告蕭孟能，說鄭少春告訴她，聽說余光中、梁實秋、陳瑛（沉櫻）三人在與律師研討《文星》結束後，作者有無權收回已出售了的出版權。蕭孟能為之又好氣又好笑：「難道他們這班文人，最後逼我跟他們來一場官司，製造一個文化界的高潮？」…… 　　在《文星》宣告結束的廣告與海報出現後，《文星》讀者為了搶購、為了抗議，也為了惜別，天天擠滿了書店，買個不停，場面之大與聲勢之壯，也足令自己欣慰、令他人膽寒。到了3月31日晚，是《文星》最後一天，正趕上星期日，整日書店擠得水泄不通，其中甚至有國民黨大員如陳建中等，也混進來買書而去。十點後蕭孟能親去書店，在慰問中陪讀者度過了最後的兩小時，到子夜十二點，正式結束。這時書店門口便衣與「計程車」很多，一個特殊身分的「客人」，一直陪到最後，臨出店門，還在櫥窗前看了好一會才走。 　　《文星》的結束，許多青年人為之惋惜、為之憤懣、為之淚下。一個雜誌、一家書店，最後下場如此感人，也真可說是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了。 　　1968年3月17日的《紐約時報》上，有了這樣的尾聲： 　　臺北文化人失去了書店 　　治安人員的壓力迫使關門 　　（專為《紐約時報》而作） 　　臺北、臺灣，3月16日——《文星》書店宣佈將於4月1日關門。它的消 　　逝，使年輕作家們、摸索中的畫家和攝影家們、現代舞的獻身者們以及數 　　不盡的大專學生們，同時失去了一個精神上的寄託。 　　在紐約，格林尼治村的人們（按格林尼治村是紐約文化人和新思想者 　　的集中地）來看《文星》人物，一定認為《文星》人物太懦弱了；但在台 　　灣，《文星》卻是最勇於追求心智真誠的表徵。 　　文星公司的首腦人物蕭孟能，最近在公開場合已見不到他，所以也無 　　法找到他發表對《文星》關門的意見。但跟《文星》書店接近的人們，卻 　　紛紛指出，《文星》在強大壓力下關門，全是治安當局的傑作。 　　治安審問 　　接近《文星》的人說，《文星》之所以用董事投票和財務困難等做為 　　理由關門，乃是這個坐落峨眉街的現代化書店中人和蕭先生在連遭困擾和 　　治安審問後的結果。蕭先生的朋友又說：在去年一年，蕭先生被治安人員 　　請進去，至少就有過三次。 　　蕭先生另外出版過一種月刊《文星》雜誌，經常刊載臺灣和世界上有 　　關政治、社會及文藝等方面的言論，在1965年，大概出了近一百期的時候， 　　被勒令停刊。 　　《文星》雜誌的主編人，生長在北京的年輕作家李敖，他的直言無諱 　　的政治觀點，使他成了當地標準下的一個野人。李先生寫過二十本小冊子 　　和書，其中卻有十六本被查禁在案。 　　除了李先生和少數幾個人外，環繞《文星》的群眾很少公然涉及政治。 　　但是他們的朝氣和探索精神，卻足以觸當道之忌，因為當道正把臺灣圈成 　　一個故步自封「中國」的最後禁獵區。 　　甚至舍政治和思想上的壓制不談，光看在臺灣的社會，沒疑問是保守 　　的，年紀大的才吃得開，年輕人要熬到四五十歲，才盼能有機會當行，冀 　　得一顧。 　　從1960年雷震坐牢，到《時與潮》雜誌結束，一連串的文禍都使持不 　　同意見的知識份子常遭逮捕與迫害。文星書店的關門，重新揭開了知識分 　　子的舊仇新恨和那年復一年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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