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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獻會(3)

以上兩封覆信，證實了胡秋原所說，全是疑神疑鬼，他「以為」我竊取，盜用「國家機關」檔案文書掀他的底，其實那些資料只是舊報紙，學界中人都可以看到。胡秋原又「以為」李敖公佈的閩變叛國照片，只有情治機關有，由情治機關提供用來打擊他，其實那些照片早都登在日本和中國的舊雜誌上，只要博學用心就可查到。不過他這一疑神疑鬼，對他倒有一個好處：情治機關為了避嫌、為了打擊文星，倒也樂得跟胡秋原更形接近。他跟總政治部王升、曹敏等的關係是不簡單的，從他的密友徐高阮身上，更可看出跟其他情治單位的暗盤，左派出身的徐高阮是攻擊文星的第一裨將，他死之日，弔喪行列裡居然出現了總政治部主任王升、調查局局長沈之岳、情報局局長葉翔之！他的背景，原來這般！——徐高阮在職務只不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一名副研究員，在這種冷衙門的清高之地，身死之後，居然冒出成群大特務為他弔喪，雙方關係的不簡單，由此可證！到于與胡秋原一同告人的鄭學稼，也同樣犯了疑神疑鬼的讚美。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發表《播種者胡適》，這篇文章帶來了大是非和大麻煩，進而釀成了一次大筆仗，後來這次筆仗分成了兩個圈圈，一個圈圈是「關於中西文化問題的論戰」；一個圈圈是「關於播種者胡適的論戰」，前者的主要對手是徐道鄰和胡秋原；後者的主要對手是任卓宣和鄭學稼，大家打做一團，十分熱鬧。在筆仗當時，鄭學稼發表《我控訴》說： 　　當我第一次閱李敖先生的（播種者胡適）時，以為他是極接近胡適的人，否則不會知道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獨立評論社內部諸名士主張獨栽，只胡一人反對；胡為女學生關窗戶，以示「體貼」；和胡退回宣傳費若干美元。 　　事實上，鄭學稼的「以為」，和胡秋原的「以為」一樣，完全「以為」錯了！其實我「接近胡適」了什麼？關於《獨立評論》上民治與獨裁論戰的事，在《獨立評論》上都登得明明白白，《獨立評論》第八十號、第八十一號、第八十二號、第八十三號、第八十四號、第八十六號、第八十八號、第一三零號以及《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一號及三十二卷一號，都文證俱在；至於胡適為女學生關窗戶的事，1932年的《論語》第一期、1934年的《英文中國評論週報》、1934年的《人間世》第三期，以及《文人畫像》哪一本書也都文證俱在；至於胡適退回宣傳費的事，1942年的CurrentBio-graph，VOL.LXXIXNo.9的Time雜誌也都文證俱在，他鄭學稼不去查書。不去瞭解，卻硬說這是我李敖獨得之秘，這不是大笑話嗎，他鄭學稼讀書這樣少，反倒以為我李敖神通如此大，大到「知道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這不是大笑話嗎？文證俱在，任何人，只要肯用功，都可以查到。可是這種跟國民黨總政治部關係匪淺的所謂學者卻如此不學，如此無知，這種人寧願在我與胡適有「微妙關係」上去「以為」去捕風捉影，也不願在書本上多下功夫，這種疑神疑鬼，真是害己害人。鄭學稼死後，蔣經國特頒「績學貽徽」挽額，由軍報刊出，我看了不禁一笑，「績學貽徽」？未必未必，積不學貽害，倒庶幾無愧也！我舉這些例子，意在說明，當時發生那麼多的糾紛，都禍起胡秋原他們一念之差，他們不相信剛出道的一個青年人在獨來獨往的寫文章，總是疑神疑鬼的懷疑有幕後人在打擊他們，若他們真的知道這青年人全無後臺、全無背景，也許他們就不會那麼介意了。四百年前，特立獨行的大思想家李卓吾說：「吾當蒙利於不知我者……可以成就此生。」正因為「不知我者」的疑神疑鬼，最後，你萬古留令名，他們千秋挨臭駡。他們辛辛苦苦地「毀」人不倦，其實只是你「可以成就此生」的一些踏腳卵石而已。「毀人而反利之」，不亦快哉！ 　　多年以後，胡秋原回憶說陶希聖和他前嫌盡棄了，又是好朋友了，我得知後，為之一笑。我笑陶希聖空在李敖頭上做了一場好夢，最後撇清李敖，自以為得計，殊不知他太小看了李敖。李敖是要舉行最後審判的，他難逃李敖的最後筆伐。陶希聖在開革李敖二十五年後－－1988年死去，活了九十一歲。死後，他的兒子陶龍生寫了一篇《陶希聖先生秘辛》，發表在國民黨第一黨報《中央日報》，透露陶希聖死前的秘密交代。陶龍生說：4月5日「那一天他跟我說了許多話，要我記下來，將來在適當的時候再發表。我現在寫出一二。」「寫出一二」的內容原來是：陶希聖去做漢奸，是蔣介石秘密派他去臥底的。換句話說，他去做漢奸，是暗中得到欽命的，所以別人做漢奸，一做就非死即囚或流亡海外；但他陶希聖卻是例外，仍得蔣介石重用。其實這些說詞，是站不住的。因為在我們得知的秘件中，發現滿不是那麼回事。例如陶希聖出走香港後，1940年1月15日，曾密函胡適，說：「希『聖』今後決心不再混政治舞臺，但求速死耳，」，「此後希［聖］將去之海外，為人所忘以死矣。」可見他愧悔之情。如果他是欽命漢奸，則必欣然回中央討賞領獎矣，又何必「但求速死、去之海外」哉？何況，陶希聖在《八十自序》中明說「脫離戰地，背叛國家」，「希聖一心感激委員長不殺之恩」；在「總統蔣公」誄詞中又明說「不殺之恩，愧無以報」，可見他惶恐之情。如果他是欽命漢奸，則必欣然因臥底功成而邀功矣，又何該殺之有哉？結論是：在翻雲覆雨的政治鬥爭中，固然有的漢奸是欽命的，像殷汝耕、像唐生明，但陶希聖卻不在此類。他死前猶欲以玄虛自清欺人，臨終授命，教兒子扯謊，結果被我拆穿，適見其加倍無恥而已！ 　　因為陶希聖城府最深，所以同他辦事，也得「陰險」一點。文獻會同仁以夏天太熱，想呈文陶希聖買電扇，我說你們呈文買電扇，陶老闆是不會同意的，你們要高抬價碼，呈文買冷氣機才成。他捨不得買冷氣機，覺得抱歉，就會給你們買電扇代替了。——這個故事，顯示了我的「陰險」，可以智勝陶漢奸。他臨終授命最後被我拆穿，真可謂「生諸葛走死仲達」了！ 　　至於胡秋原告我的官司，由於法院是國民黨的，後果可想而知。這官司前後拖了十三年，枯燥中亦有趣聞。胡秋原有一次在法院不稱我之名，而叫「李匪幫」，我提出異議。後來才弄清楚，原來他叫我「李誹謗」，可是他的黃陂土話發音成「李匪幫」，所以嚇人倒怪。還有一次胡秋原加請法學家陳顧遠做他律師，陳顧遠不知是老糊塗了，還是裝瘋賣傻、兩面做人，竟在法庭上說我好話，並代我辯護起來，氣得胡秋原再也不請他了。這官司造成我跟胡秋原結了一輩子梁子，在他告我三十年後，我找到機會告他，他賠了我三十五萬，我嫌少，堅持把他家貼上封條，至今封條猶在，而他已老得無力出庭了。曾祥鐸勸我「得饒人處且饒人」，我說：「三十年前，胡秋原整殷海光、整我的時候，你為什麼不向他說這句話？」——我為人好勇鬥狠、有仇必報，並且沒完沒了！于胡秋原案上可見一斑。王企祥（李遠哲的老師）說得有趣：「你不能得罪猶太人，得罪了猶太人一如得罪了李敖，他跟你沒完沒了。」我聽了大笑，我說：「你終於學到了跟李敖做朋友的竅門了。」胡秋原正好相反，他學不到跟李敖做敵人的竅門，以致被我沒完沒了。1984年12月22日，我在百貨公司碰到台大老同學盧華棟，十多年不見了。上次見他是他出獄後，我去看他，並小送金錢。此後「一別音容兩渺茫」。盧華棟出獄第二年即已經結婚生子，洗手不涉及政治，對黨外活動，亦所知茫然。我勸他寫一點獄中回憶，他說他已專心從商了。我說：「就這樣的不幹了？」他苦笑了一下，說：「不幹了。」我說：「這樣被國民黨欺負了，就算了？」他說：「就算了。」我在牢裡聽黃毅辛說，特務們整盧華棟，甚至把萬金油塗在他眼珠上，其兇殘可想，可是盧華棟統統「就算了」。我的人生觀絕不如此，我從來不把恩仇「就算了」，我要「千刀萬里追」，這一性格，最像猶太人。陶希聖、胡秋原這些湖北佬，如今死的死、老的老，仍難逃我們東北人的斧鉞，惟我李敖，毋太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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