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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獻會(1)

　　（1962—1963　二十七到二十八歲）

　　1962年1月29日，舊年將至，姚從吾老師送來一千元，並附一信。兩天以後，又轉來陶希聖「擬請李敖同學參加『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輯事務工作按月津貼新臺幣一千元」的信，姚從吾老師和吳相湘老師又分別給我一信，囑咐我「從此安心工作」，因為這一職務，「得來亦不易也」。

　　1962年2月1日，我去文獻會見陶希聖的時候，正是我在《文星》第五十二期發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蔔的同一天。這篇文章裡已點名攻擊到陶希聖。在這篇文章發表前一個月，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發表《播種者胡適》，已先引起各界的重視，這種重視，是從《文星》第四十九期起發表《老年人和棒子》的一貫延續。姚從吾老師信中囑咐我「若過於放肆，不但樹敵太多，亦恐於工作有妨」；吳相湘老師信中囑咐我「切忌多言」，都是他們的先見之明。他們勸我「往事已過，今後仍應潛心學問」，「從此安心工作」，顯然期許我仍舊去走做學問的路，不要亂寫文章。他們把我安排在陶希聖那裡。目的都在希望那個職務使我得以糊口，並且，「借此研究民國史，以期有些具體的成就」。事後回想起來，兩位老師似乎都太天真了一點。其實他們不瞭解陶希聖，也不瞭解我。不瞭解陶希聖的是：他們以為我們只是把李敖暫時「寄存」在你陶希聖那兒，李敖畢竟是我們的人、我們的學生，殊不知陶希聖才不這樣想呢！陶希聖慧眼識人，看到李敖是何等人才，焉有不拉為己有、拉為國民黨所有之理？不瞭解我的是：他們以為我會與陶希聖勉強相處，殊不知我才不這樣想呢！

　　我一去文獻會，心中打定主意就是要防被陶希聖拉我。陶希聖對我，果然備極禮遇。那時他正搬了新居，把舊宅留做文獻會工作人員宿舍，指定我住他的臥室那一間，可是我一直沒去祝他見我不去住，乃在文獻會樓上隔出三間房，由我住一間。因為與辦公廳在一起，比較單純，我就從新店遷回臺北，住進杭州南路文獻會。羅家倫、陶希聖上樓來看我，並且參觀我這間臥室，看到牆上我掛的Playboy上的大幅裸體女人，兩人的有趣表情，我至今難忘。（我在1962年4月12日日記上寫：「上午羅家倫、陶希聖來參觀臥房，羅進即複出，陶見裸女不敢進，笑死人，陶哼了一聲，羅哈了一聲，真是哼哈二將。」）蔣君章在《傷逝集》中回憶說：「『五十年開國』文獻的編纂，一方面為紀念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另一方面卻含有提供正確的革命建國史料，使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國際學者，得到中國革命建國的原始資料，作為他們研究參考的根據。」「這個委員會的發起，是臺灣當局的決策，得到『行政院』和『立法院』的支援，其預算初時列在『國史館』的預算中，後來改列在『教育部』的預算中，陶希聖先生擔任主任委員，羅志希先生擔任副主任委員，兩位先生看得起我，要我擔任總編輯的職務……兩位先生有意栽培後進，由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借調研究生若干人作為我的助理。」蔣君章的書是1979年出版的，我直到這書出版後五年，才在地攤上看到；直到看到後，我才弄清當年一些我所不知的真相。例如我一直不知道「這個委員會的發起，是當局的決策」，我一直以為它的預算只來自「國史館」，我一直以為羅家倫是主任委員（羅家倫在北大是陶希聖的學長），我一直不知道我是蔣君章的助理。事實上，我今天的感覺只是陶希聖想自立衙門而已，表面上托之於「當局」的決策、「國史館」的預算中、「教育部」的預算中，骨子裡卻是建立陶家班。蔣君章說：「由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借調研究生若干人作為我的助理」，這話有語玻我去文獻會，我是唯一的研究生，其他全不是，後來龔忠武、張國興來，才有了研究生的局面（張俊宏是在我走後很久，才進文獻會糊口）。會中一共七八人，以陶希聖的同鄉、親戚居多。湖北人之天下也。我到文獻會之初，從沒見過蔣君章，整天也無所事事，上班時間大家打乒乓球，中午、晚上七八人圍成一桌開飯，互開玩笑，倒也自在。會中由高蔭祖做執行秘書，高蔭祖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專員，編有《中華民國大事記》一書，為人篤厚，對我極為傾倒，常找我聊天，陶希聖也常找我聊天。聊天中有時話中有話，我總是裝糊塗。我知道他們想拉我入國民黨，我打定主意不幹，所以除了裝糊塗，也別無好法子。

　　從我進文獻會起，我就沒聽過姚從吾老師的囑咐，停寫「辯難文章」，我給《文星》寫文章，一直不斷。《文星》第五十三期（1962年3月1日）上就發表了《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為〈播種者胡適〉翻舊賬》；第五十四期（4月1日）就發表了《我要繼續給人看看蔔。……直到第六十期（10月1日）發表《胡秋原的真面目》、「澄清對『人身攻擊』的誤解」等，我的文章，筆鋒所指，一直風光與風波不斷。在被我批評的人之中，其中最吃不住的，不是別人，就是胡秋原。胡秋原早年參加共產黨CY，抗戰時加入國民黨做中央委員並辦黨報，大陸丟掉時「打算做共產黨百姓」，不肯出來，後來才到臺灣。有一次被派出去，竟「在英國與共產黨有過接觸」而遭國民黨黨紀處分。他是一個反復多變的人，由於反復多變，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種「幻想的被迫害症」。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脹，過分重視自己，使他老覺得有人想打擊他，他完全不能瞭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誰要打擊這樣一個宦海失意和學界走板的人呢？但在這種心病下，他總是刻意尋找「幻想的迫害者」。他公開說文星「自恃有強大後盾，這後盾即我說的參謀團，其中有教授，包括一個教邏輯的，有我們的同業新聞界人士，還有政治上的權威人士等，這是一『奇異同盟』，毫無原則的，但不知為了什麼，也許由於一種『反胡秋原Complex』，結成了一個『反胡秋原聯合戰線』」。又說反胡集團的組成分子為「青年後面有中年、有老年、比我更老的前輩。」又說組成分子的單位「是由一個教育機關，一個學術機關的人，組織了一個參謀團，還加上一個後勤機關，不斷集會三個星期。……這些自高自大自我膨脹，過分重視自己的「幻想的被迫害症」，使他一開始就不相信批評他只是李敖一個人的事。他用盡對我人身攻擊的字眼，像「豪奴」、「犬折犬」、「背後有中年有老年」，「有傳授有計劃」、「有組織攻擊」、「有參謀團、顧問」、「危險打手」、「幕後人」、「雇傭誹謗者」、「奉命罵人」、「問了顧問」等等。一口咬定許多機關和人士利用李敖來打擊他。胡適死後，他首先懷疑的，就是姚從吾。但他也不照照鏡子，姚從吾打擊他幹什麼？姚從吾是學界的「當權派」，是台大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胡秋原全沒當上，是學界走板的人物，誰要打擊他啊？可是，沒有用，一個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沒救的。1962年4月14日，我有日記如下：「姚先生在課堂上說佩服我矛盾戰術，使胡秋原氣焰不敢太盛。並說日前在南港跟胡秋原打招呼，胡秋原不理他，蓋以姚李一氣故也。」這表示說，胡秋原早在四月間，就認到姚從吾頭上來了。另一方面，胡秋原又認到陶希聖頭上，但他又不照照鏡子，陶希聖打擊他幹什麼？陶希聖是政界的「當權派」，是國民黨中常委、坐文學侍從之臣的第一把交椅，胡秋原全沒當上，是宦海失意的人物，誰要打擊他啊？可是，沒有用，一個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沒救的。陶希聖告訴我說：「胡秋原說我打擊他，我打擊他幹什麼？大陸撤退時，胡秋原投共未遂，到了香港。當時不能來台，還是我設法使他入境的。——我要打擊他，我會這樣幫他嗎？」可是，當時胡秋原的「幻想的被迫害症」已深，怎麼都要一口咬定了。

　　為了反擊胡秋原對我的人身攻擊。為了尋求歷史的真相，我在1962年10月1日在《文星》第六十期發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我有日記如下：

　　陶轉告以後行文務必多小心，蓋胡秋原等或將以李敖思想違背三民主義

　　來扣帽子也。

　　此一公案頗有連陶也被扯下水之勢。他們總以為我寫文章背後有人主使。

　　他們過去以為是胡適，再是姚從吾、再是殷海光、再是吳相湘、再是陶希聖，

　　真是好玩！……殊不知我李敖獨來獨往，胡姚殷吳陶等人安能浼我哉！

　　10月3日，我有日記如下：

　　下午高蔭祖、陶希聖分別找我談。陶申三意：一、胡秋原此人「不擇手

　　段」以後為文須小心，蓋已聞彼現在搜羅我文字中句子，以構成違反主義及

　　「總裁訓詞」之罪名。

　　二、胡有牽陶入此漩渦之勢。

　　三、陶絕不理胡等欲逐出我於文獻會之陰謀。查材料事文獻會借助我，

　　並非我借助文獻會。

　　10月4日，報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我，我有日記如下：

　　陶希聖轉告：

　　一、他可介紹二律師（端木愷，周旋冠），此二人皆有正義感，唯

　　先不必與人言。

　　二、盡可放心打官司，文獻會絕無問題。

　　表面看來，陶希聖對我實在夠意思。但是骨子裡，卻大有文章。原來陶希聖是要趁機拉我入國民黨！早在七月裡，高蔭祖就不再話中有話，而是開門見山的要我入黨。我在7月11日有日記如下：「下午高秘書以中山獎學會選送公費留學理由，拉我入黨。我謝絕。」8月28日有日記如下：「上午高蔭祖言警總欲整我，但他說陶先生支持我。」高蔭祖透露這些也是要我入黨，說入黨才一切方便。10月4日我被胡秋原告了後，陶希聖、高蔭祖重申前意，明確他說還是入黨才好辦事，入黨變成了「自己人」，那時候他胡秋原是黨員，你李敖也是黨員，黨員對黨員，支持李敖，也名正言順。警總方面想整你，也可以講得上話。對這一好意，我都謝絕了。這時我早已搬離了文獻會（5月19日搬到安東街二三一號三樓，是蕭孟能和我分租的公寓），我感到離開文獻會的時機，好像愈來愈近了。

　　到了1963年3月，我自動在研究所休了學，這事給了陶希聖一個藉口，他5月3日去日本，臨行寫了一封信給高蔭祖，說文獻會以用研究生為宜，李敖不告訴他就休學，他決定以留職發薪方式，請李敖暫時別來上班了。5月4日，我有日記如下：

　　下午高蔭祖執行秘書約我，出示陶希聖臨走前給他的信，顯然在胡秋

　　原政治風暴的陰影下，陶已不得不做息事「去」人之計。高蔭祖再度向我

　　提出入黨建議，並謂胡秋原、任卓宣他們反對你，並不是國民黨反對你，

　　國民黨歡迎你合作。對高蔭祖的建議，我拒絕，同時謝絕留職「發」薪的

　　好愈，謝絕「遣散費」，謝絕替我另外找事的主意。我說我是幹乾脆脆的

　　人，決心求去，不必在這裡，彼此都惹得一身腥，他說他一定要找吳相湘，

　　請吳出面挽留我，照常拿薪水，等官司打過了，再來上班。可是我知道他

　　是徒勞的。

　　一年三個月零四天的混飯生涯，如今竟如此這般地告一結束，可歎可

　　笑。此事給我三大刺激：

　　一、一切不愉快是由於我太窮，來此會以前，窮得當褲子，吳相湘、

　　姚從吾聯名介紹，乃得此謀生之地。設想當時苟有第二條路好走（如中學

　　教員之類），何至於有「誤上賊船」之憾？雖然，十五個月來，自許不染

　　不妖，然究竟不快也。當時若身懷幾千元，何至於為每月一千元上「船」？

　　二、故為今之計，似非擺脫一切，設法有一點點起碼的經濟基礎不可，

　　我希望是五至十萬元的存款，兩袋不空，自然站得更直，自然更少不愉快。

　　三、政場中人是什麼東西，思之可也！

　　5月14日，我有日記如下：

　　下午辦好移交，我只肯收本月一至三號三天的薪水（一百二十元），

　　高蔭祖說我太矯情，袁英華說本會「送錢」有前例，我皆不肯。最後留信

　　而行（將三天薪水的收據附其中）。［秘書］阮繼光、［工友］向澤洲、

　　林明岡相送。澤洲請我留字，我為寫「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等二詞。

　　吳相湘又找我，夜訪之。談到高蔭祖向他說，李敖一年三個月來去了

　　那麼多次的南港，沒報過一個車馬費！

　　陶希聖從日本回來後，5月22日，送來從日本帶回的領帶一條、襪子一雙，並留名片向我致意，並送我一筆錢。我收下領帶、襪子，把錢退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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