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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山居(3)


  胡適收信後,在7日就限時信寄到我新店山居,他寫道:

  李敖先生:

  自從收到你7月4日的長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後,我總想寫信請你來南

  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從吾先生說:「等他考過研究所再找他吧。」

  後來我見報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時我又忙起來了,至今還沒有約

  你來玩。

  過了「雙十節」,你來玩玩,好不好?

  現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張,是給你「贖當」救急的。你千萬不要推

  辭,正如同你送我許多不易得來的書,我從來不推辭一樣。

  你的信我已經轉給科學會的執行秘書徐公起先生了。他說,他一定設

  法補救。祝你好!

  胡 適 1961年10月7日夜

  這張支票可以在臺北館前街土地銀行支取。

  我收到胡適的信和一千元後,非常高興,也很感動。胡適是我爸爸的老師,雖然他早已忘了我爸爸的名字。他對我的賞識,純粹是基於我的治學成績使他訝異,他有眼光看出我是最有潛力的台大學生,我很感謝他對我的特別照料,這一千元的確幫了我大忙。也許有人說風涼話,說胡適此舉,意在收買人心。但是他老先生這樣做,對人有益,對己無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樂而不為?別的老先生,高高在上,會這樣幫助一個年輕人嗎?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適的高人一等了。

  為了救急,我只好動用胡適寄來的一千元。但我決定不把這一千元做為贈款,只做為貸款,我決定借用一陣子後,把錢還給他。

  我在10月10日回信給胡適,表示我對他的感謝。信中細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嚴僑的關係,和在嚴僑被捕後、死去後,我如何受到胡適自由主義的影響,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這封信寫得很長、有五千字,寫得很動人。我聽說胡適收到信後,深受感動。他拿給幾個人看,其中真巧,在10月28日葉明勳、華嚴夫婦去南港看他的時候,他把信又拿出來,因而從這對夫婦口中。得知了一個驚人的大消息——嚴僑並沒有死,他還在世,不但在世,並且已經出獄了!

  11月11日的早上,姚從吾老師在研究室中,從皮包裡拿出一封信,當面交給了我。信的全文是:

  李敖先生:

  有個好消息報告你。

  嚴停雲女士(《智總的燈》的作者)和她丈夫葉明勳先生昨天來看我。

  他們說,嚴僑已恢復自由了,現在臺北私立育英中學教書。他喝酒太多,

  身體頗受影響。

  我盼望這個消息可以給你一點安慰。

  胡適 1961年10月29日夜

  胡適在信封上寫「敬乞姚從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樣,他不把這封信付郵,顯然是怕被國民黨郵政檢查,對我不便。他真是細心的人,細心得不露痕跡,真是老到感人!

  嚴僑沒死,太好了,透過華嚴,我得到嚴僑的地址,當天下午我就決定去看看他。看他的感想,我有一封信給胡適,提到重見嚴僑,說:「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臉上的皺紋、頭上的白髮、口中的酒氣,沒有任何一點能證明那是四十二歲的壯年!」這都是實情。嚴僑那時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裡,住的是一幢老舊日式平房,我走進玄關的時候,他喊我名字,跑過來,抱住我,流出了眼淚。一切都有了改變,除了他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變。他絕口不談在火燒島的事,他只搖頭又搖頭,痛苦地說:「不好受!不好受!你千萬不能到那兒去!」那天正是1961年11月1日,正是我在《文星》雜誌社發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同一天,我順便帶了一本去,他坐在破舊的籐椅上,仔細看了我的文章,核對了我的幾段譯文,誇獎我翻譯得好。最後他放下了書,嚴肅地對我說:「我真的不要你這樣寫下去,這樣寫下去,你早晚要去那個地方!」

  嚴僑回憶他被捕後,十分擔心我也會出事。他判斷我寫給他的信一定同時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滿現實、攻擊國民黨,也許會帶給我麻煩。嚴僑說他前後坐牢,一去五年,他認為他是托嚴複之孫等原因之福,總算判得比別人輕。當時我也這樣想。後來我入獄前後,聽說承辦嚴僑案子的是調查局專員史與為,史與為承辦過無數「匪諜案」,但他自己最後卻被國民黨當成「匪諜」,判過三次死刑,最後處死。臨死前他跪在新店空軍公墓後面的死刑場,向天哀鳴,說:「老先生(指蔣介石),我不能追隨您回大陸了!」如果史與為是真共產黨,他在嚴僑案子上必然會做手腳,為同志開脫,這倒可能是嚴僑被輕判的原因吧?

  嚴僑那天又告訴我,他被捕後,嚴師母北上投親所遭遇的人間冷暖。辜振甫他們簡直是把家門關了起來,對嚴師母和三個小孩概不援之以手。嚴師母無法,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兒院,把老三寄養給人,(也無異托「孤」!)自己跑去做下女(女傭——編注)——並且是給外國人做下女,中國人是不敢請「匪諜之妻」做下女的!

  胡適給我報告嚴僑的信,由姚從吾老師代轉,乃因他們是師生關係,而姚從吾老師正好跟我也是師生關係。1958年,胡適來台,主動安排我和胡適見面的,就是姚從吾老師。歷史系老師雖多,但跟我關係最深的,不是別的老師,而是他。姚從吾老師做過北大歷史系主任。河南大學校長。他拙于口才,講話時先是張開奇厚的嘴唇,下顎亂動,滿口亂牙翻滾,然後發音,我心想物理學上光比聲快,此之謂也。他的聲音中氣十足,道地是河南男低音,配合上他那厚實樸拙的造型,嚴然一副中原老農相。他冬天穿兩種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裝上衣,衣奇大,是從估衣市場買來的舊貨;一件是陰丹士林長袍,長袍下有白衫褲,白衫褲與短襪子間,永遠露出一截小腿。說來也許奇怪,姚從吾老師在我大二教我《遼金元史》(上學期他給我八十六分,下學期八十八分);大三教我《史學方法》(上學期九十四分,下學期八十六分);大四指導我寫「論文」(九十四分),但我總覺得,在學問上,他對我的影響極為有限。尤其大四寫論文,他對我實在沒有什麼指導可說(為了跑圖書館,他倒給我寫了不少名片)。我敢說,他對我的論文——《夫妻同體主義下的宋代婚姻的無效撤銷解消及其效力與手續》,全無研究。他只能給我改一處筆誤而已。我在論文第二章第四節《外姻而尊卑為婚》內,徽宗「政和八年」條下原注說:「政和只七年,洪邁此乃重和元年之誤,是年為一一一八年。」姚從吾老師看了,加注說:「政和共八年短兩月。」「重和改元在戊戌十一月己酉朔(《宋史》卷二一)。」他又拿給趙鐵寒看,趙鐵寒也加了一注,說:「……政和八年戊戌,是年11月1日改元重和,見李極《宋朝事實》卷二及《宋史》徽宗紀,洪(邁)氏不誤。」寫到這裡,就看出姚從吾老師的偉大處。他對我的論文不在行,但他與人為善,不恥下問,拿去給趙鐵寒看。趙鐵寒是師大教授兼辦《大陸雜誌》,回信給他說:「『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長於組織與剪裁。剖析問題,如剝筍如抽繭,有探驪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處,青年人常情,不足為玻』我公賞識足以服眾也。」其實,趙鐵寒也未必對我的論文在行,也只是改筆誤而已。事實上,我的成績,在台大已經極為突出,識貨的教授們早已寒我。這由後來考研究所的一幕上可知。考研究所口試,眾教授(姚從吾老師在內)環坐,但沒人「敢」提問題考我,最後主試者文學院長沈剛伯問了一句:「你還要穿長袍嗎?」遂在大家一笑狀態下,考取了。這個故事,使我想起科學奇才歐本海默,歐本海默在哈佛讀書,三年時間就修完四年功課,二十三歲到德國哥丁根大學,三星期就得到博士。他的量子力學論文使主考教授甘拜下風,主考教授在口試後說:「幸虧我趁早開溜,他已經反過來向我發問了!」趙鐵寒說姚從吾老師賞識李敖「足以服眾」,這倒是真的呢!姚從吾老師天資不高,在學問上,雖然與他的際遇和努力不太相稱,但他在學問以外方面,對我倒啟迪頗多、幫助頗多,令我一生感恩難忘。我在1963年1月1日的《文星》第六十三期裡,發表「十三年和十三月」,轟動一時,其中有一段談到他和我的關係:

  新店鄉居是我二十六年來最淡泊。最寧靜的日子,這段和自然接近的

  生活給了我深刻思考的機會,在青山裡、在綠水邊、在吊橋上,我曾細想

  我該走哪一條路,怎麼走這條路。

  多少次,在太陽下山的時候,我坐在姚從吾先生的身邊,望著他那臉

  上的皺紋與稀疏的自發,看著他編織成功的白首校書的圖畫,我忍不住油

  然而主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

  我似乎不該不跟他走那純學院的道路,但是每當我在天黑時鎖上研究室,

  望著他那遲緩的背影在黑暗裡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間我自己:「也許有更

  適合我做的事,『白首下書岑的事業對我還大早,寂寞投閣對我也不合適,

  我還年輕,我該衝衝看!」

  於是,在寒氣襲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橋頭,天空是陰沉的,沒

  有月色,也沒有星光,山邊是一片死寂、一片濃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

  像要壓到我的頭上來,在搖撼不定的吊橋上,我獨立,幻想,更帶給自己

  不安與疑慮。但是,一種聲音給了我勇敢的啟示,那是橋下的溪水,不停

  的、穩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著、望著,不知什麼時候,出現

  在我眼前的溪水已變成稿紙,於是我推開《竊憤錄》,移走《歸潛志》,

  拿起筆,寫成了投給《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登出的時間是1961年11月1日,那是《文星》第四十九期。我終於把自己投進急湍裡去了。沒投閣先投水,這是自己作弄命運。這一轉向,固然是我性格上不甘於「白首下書岜,另一個原因,也是我困于生計使然。原來助理薪水三月一發,又不准兼差,寅支卯糧,也得支得到糧才成,可是從何支起?何況我在夏天又考上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規定,助理是專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專任助理的上千元薪水沒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費四百元,四百元對我,顯然無法做研究。當時姚從吾老師打算由楊培桂接替我的助理職,由楊培桂把臺北商職的教員職務讓給我,算做私下交換。可是北商那邊一個蘿蔔一個坑,有坑要填校長自己人,不同意楊走李來,所以最後也泡湯了(施珂離台前,想把成功中學的教員職務讓給我,也被校長拒絕,理由同上)。當時我所以考研究所,自信考取後雖然丟了專任助理職務,但因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料考取後,沈剛伯為了抵制我,突然廢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規定,硬定另聘助教,所聘者王德毅等人,卻都是考不取研究所的。這種措施,當然使我不服氣。後來我棄研究所不念了,沈剛伯見我走了,又恢復研究生可兼助教了。

  1961年12月13日,我有長信給姚從吾老師,其中說:

  長期會的本意在安定學人生活,在長期經援的安撫下,我這個邪學人」

  也分到一千元(配濟、房子、圖書費、車馬費兼而有之)。這個數目,僅

  夠維持一個學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個「學人」的最低生活。

  一個學人的最低生活標準是一間安靜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間的宿舍),

  深夜可看書(不是在宿舍偷點蠟燭),每月可以買幾百元的書,看兩場電

  影,吃一次老爺飯店(雖然我從來沒去過)。……我對生活標準看法是,

  一個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經痛苦大多,我們沒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

  體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沒有理由說他租一間小房,逃開城市和俗

  人的喧囂,每月花光一萬個一毛錢是奢侈!

  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軍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覺到:群眾是獨立思

  考與做學問的敵人。……沒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沒有一件不是老子的餘蔭,

  沒有人相信我要籌還大學時代的零星舊債,沒有人知道我為買書而存下半

  年吃早飯的錢。

  我想起《車軒筆錄》中的那個故事。范仲淹奇怪那個孫秀才為什麼年

  輕有為卻「汲汲于道路」,當他知道孫秀才志在「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

  的時候,他決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為了使其人能「安於為學」。十

  五年後聽到孫秀才變成一代大儒孫明複了,他忍不住感慨說:「貧之為累

  大矣,倘索米至老,則才如明複,猶將汩沒而不見也!」

  也許我真該後悔我念這個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費。能專心研究什麼?

  如果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興趣浪費在穿衣吃飯上,

  那倒不如乾脆去近史所或「國史館」來得好!(我不覺得我不夠資格,至

  少「成績單」不如我的同班同學都在那裡受著「高酬」。)因為那些地方

  至少把我的學力、興趣與謀生打成一片,學問即在飯碗中,飯碗即在學問

  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亂寫稿子來賺外快。

  我並不是計畫告別學問,可是我知道學問對於我,目前簡直是一件奢

  侈品,做學問需要大量的安定與氣質,至少對我這種「內多欲而外好學問」

  的人是如此。顧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蕭啟慶是氣質的化身,而我卻什麼也

  不是。基於這種自覺,我覺得我不能再戀棧了,我覺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

  您的研究室裡也不該收容這麼一個文化浪人。……

  姚從吾老師收信後,不但寫信給我,「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並且一天寫了三封信給蕭啟慶,其中說:

  李敖怕是很苦了。……他昨天又寫一長信給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

  我已把款備好了,預備今天(禮拜六有課)給他,他又沒有來,只有請您

  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

  教書,也須等明年一月內或二月初方可確定。3.李兄個性強,又不隨便接

  受他人的幫助,您又不在,無人勸解。4.我在北平時頗有辦法。現在,往

  往自己陷於困境,一籌莫展。奈何!這一千塊錢,請他收下,以供急用。

  ……

  蕭啟慶那時正在北投復興崗當兵,他收到信後,在17日到21日間,又給了我三封信,最後一封說:

  昨日去台大訪你,結果聽說你已好幾天沒去了,結果遇著姚老,他又

  要我去新店「勸」你,我雖然答應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幫忙,等了半小時

  車都不停,一氣之下,乃逕自凱歸復興崗了,若遇老頭,就說我去過了。

  ……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訪你,能否在府稍候?

  陶老三來一信,也附在信裡奉上。

  蕭啟慶信中提到的「陶老三」,就是陶晉生。陶晉生是陶希聖的兒子,在歷史系比我高三班,他和我一起給姚從吾老師做助理,後來留學美國。陶晉生能當上助理,固然由於他本人的程度不錯,但是陶希聖過去在北大教書,又是北大畢業生,和姚從吾老師有交情,也有以致之。這時姚從吾老師見我生計困難,認為陶希聖欠他的情,頗想把我介紹到陶希聖主持的「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暫時糊口。他把這意思告訴吳相湘老師,吳相湘老師極為贊成。因為他一直想拉我搞近代現代史,由於姚從吾老師是他的老師,擋在中間拉我搞中古史,他就一直不便多說。這回是姚從吾老師的意思,他自然樂為奔走。他跑去找陶希聖,陶希聖立刻表示歡迎李敖去。不料姚從吾、吳相湘兩位老師興高采烈地告訴了我,我卻面有難色。我表示陶希聖是漢奸,又是國民黨中的紅人,我實在不願意和他接近。吳相湘老師說:文獻會並非陶希聖一個人的,羅家倫也是主持人之一,並且你去只是幫忙編民國開國時史料,是以整理辛亥革命史為主,可以發揚先烈們的幽光潛德,跟陶希聖的身份有什麼相干?國民黨史料不開放,你去可以趁機看到一些史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還是去吧!姚從吾老師也勸我不妨暫時去,他說他和胡先生(胡適)也談過,胡先生說不妨去。在兩位老師的勸說下,我說既然如此,我就暫時去混碗飯吧!就這樣的,我就上了「賊船」,雖然最後因為不能「從賊」而被開革,但回首之餘,仍不無悔恨。悔恨我實在不該上船。去文獻會工作是我結束新店山居的最大原因,在我到文獻會後兩個月,我便搬回了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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