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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山居(1)

　　（1961—1962　二十六到二十七歲）

　　在快退伍時候，我不得不留意退伍後何去何從，我本想去母校台中一中謀一教職，但因人際關係不夠，連中學老師都做不成。正在發愁之際，1960年12月11日，我收到蕭啟慶的信，說：「姚老昨和我談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訴您，正式的名義是『國家講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無配給，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願意。」我回信說：「前幾天曾返中謀教席，鎩羽而歸，若走投無路，只好就『助理』之職，此時並非不欲為，蓋我恐辜負老頭兒一片好心，我擔心我的耐心與能力是否可與之共事？是否可有助於他？否則拿乾薪太不好意思。」雖然我有此顧忌，最後還是「欣然同意」了，因為不同意，退伍後就沒飯吃了。

　　1961年2月6日早上，我結束軍隊生涯，自澎湖搭軍艦回高雄，旋即抵台中。15日北上，暫住溫州街七十三號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決心要找一間小房，做為一個人能夠清靜的所在。這麼多年來，我從沒機會一個人有一間房，此番北上，一定要達成這一心願。兩天后，我租到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一號的陋巷小屋，只四個榻榻米大，矮得雙手不能向上舉，我訂名為「四席小屋」。隔壁住著李善培，我們合買了一台收音機，又弄來唱機，把木板隔間挖一個洞。置收音機與唱機於洞口，兩人誰都可以使用它。「四席小屋」只是陋巷中的一間，陋巷左右門對門共有小屋十多間，活像「軍中樂園」。進入巷口第一間是一個一百零一公斤的胖僑生租的，他房裡有一台小電扇，我最羡慕，因為我買不起。住進「四席小屋」對我是大日子，這天是1961年2月17日。小屋月租二百二十元，是李士振借給我的。第二天，我即有日記如下：

　　入夜在小屋中邊整理邊讀寫，伏大桌上，點一百支燈。聽外面小雨聲，

　　想到多年奔波，今夜起聊得小休，興奮得連撒三尿。

　　「四席小屋」開門就是陋巷，出巷即是台大。台大那時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我走回來，大有物是人非之感。過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飛遠揚。晚上從姚從吾老師的研究室走出來，整個的文學院大樓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負，忍不住要歎一口氣。有時候，陳寶琛那兩句詩就從我嘴邊冒出來，正是：

　　委蛻大難求淨土，

　　傷心最是近高樓！

　　那時助理薪水遲遲沒能發下，我北上時候，媽媽送我二百元、三妹送我一張火車票，此外全靠借錢維生，窘迫不堪。那時施珂在成功中學教語文，他說語文老師們懶得改作文簿，願以一本一元的代價，由外面承包，如願意，他可搭線，我當然願意。在日記裡，我有這樣一段：

　　珂送來作文本，張淑婉先生的一班，五十本，花了一口氣就在一小時

　　內改了二十本，賺了二十元。

　　作文題目是《我的理想》，一個小混球（初三甲邱廷光）寫道：「有

　　些人的理想很大，但是不能去實行，也就和沒有理想一樣。我的理想並不

　　大，就是能夠把「中國」復興起來。……」我在上面批道：「此理想也不

　　小」善培見而大笑。

　　有一天，只有一張吃一頓的飯票了，我拿在手裡，送給李善培，我假裝說我吃過了，害得自己餓了一頓。人窮到這種程度，只好趕寫文章發表，靠稿費救急。於是，從三月到四月，我寫出《充員官》、《獨身者的獨白》、《愛情的劊子手》、《中國小姐論》等文章，分別發表在《中華日報》、《聯合報》、《人間世》雜誌等，聊辟財源。那時劉鳳翰在《幼獅學報》發表文章，稿費甚優，他說可以介紹我去投稿，我拒絕了，因為我討厭蔣經國的救國團，當然也討厭它的刊物。

　　我不但努力寫作，也努力進修，忽然發神經，要把法文、德文同時學出個名堂。乃加入補習班，每週一、三、五學法文，二、四、六學德文。過了一陣子，有人問施珂：「李敖到底是法文好還是德文好？」施珂說：「那要看你是星期幾問他。」最後，哪一種都不好，全都難乎為繼了。

　　「四席小屋」雖好，但是每晚有老鼠在天花板上賓士，未免美中不足；白天又因地處要津，每天客人不斷，最多時候一天有十四個客人，附近環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雖在陋巷，但自己卻先「不堪其擾」起來。熬了四個月，決定下鄉。選來選去，在新店選到了一間小房，背山面水，每月兩百元，於是我裝滿了一卡車的書，在6月15日搬到新家。新家是新店獅頭路十六號，我訂名「碧潭山樓」。所謂山樓，其實很簡陋，不但通過陋巷，且要通過臭菜場與臭河溝，房子只是一間五個榻榻米大的小房，不過是鋼骨水泥的，絕無鼠輩在頭上賓士，可謂一快。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有浴缸可和二房東陶蘇保一家分用。我獨自一人倘佯山水之間，或入夜泛舟碧潭，或看廉價電影一場，極得孤寂之樂。我在房門外掛的牌子是：

　　也許在划船、在看電影或在吃飯，反正沒離開新店。

　　可見我新店山居歲月的一斑。7月5日日記：

　　一個豐富的工作天，寫出信四，卡片寄給胡（胡適），看《武士妖後》

　　釘架子，改了一百本作文，晚接客，景（景新漢）鼓（陳鼓應）吳大中（原

　　注：九年未見了！）少傑（張少傑）四人，十一時始歸我所有，六小時寫五

　　千字。

　　7月11日寫《生活小偈》：

　　夜涼似水，幾淨燈明，小室獨處，抽煙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靜

　　中讀書，浩（改「悠」字亦佳）然忘情。

　　7月12日寫《女壞蛋的第一次試煉》：

　　下午研究所報名畢，將上車，鮑家麟等五個丫頭忽莫名其妙地邀我，說

　　請我吃冰，七嘴八舌，述我的「影子」，諸如平光眼鏡、軍中放言、帽中女

　　人、信罵「莎崗」、遮日記給人看……不可勝數，我縱言反擊之，極得豪邁

　　之樂，我以鳳梨酥、壞蛋論、狗眼看人低等論揄之，了無所忌，又言偷看老

　　姚日記等事，使小鮑家麟以手帕遮小口大笑多次，真是開心。……

　　7月22日寫《打水仗回來的感想》：

　　今天是週末，我看了一聲《陷阱》，述小男孩戀白朗黛·李。下午大練

　　水泥石礅，昨天做的，工本十九元，一定要練出一個偉大的體魄不可。晚飯

　　番茄四隻。獨自泛舟歸，三漢子三丫頭已在座，又去划船，大打水仗，華俊

　　慘敗，客散伏案，已一時矣。

　　報載留學生「學成」歸台啦、王其允獻唱拉，以及馬戈之「叛變」啦，

　　華俊之欲飛啦，她們說僑生們之追莫宜春啦。《聯合報》又退我稿子啦……

　　似乎每件事都可以引起我的一點小感想，想到頭來，所感者只是一種，就是

　　不管別人怎樣變化，不管別人怎樣看我，我都不介意、不沮喪，我李敖就是

　　我李敖，我討厭市儈之浮名，我討厭被動，討厭走這些青年男女所走的路，

　　「命運」註定我要走我的路，而山居獨立，正是一個起點，我高興我竟在二

　　十六年的「為外物所牽」的生活以後，竟能開始走上我真正該走的路，我不

　　能不高興，當然在這種高興裡面有著相當比重的孤寂與嘆息，可是這又有什

　　麼關係呢？我是這麼迷信我自己！迷信我自己所走的路！當我看到陳其龍和

　　他的女朋友。看到小丫頭白白的膝蓋，想到鮑家麟那白淨聰明的小樣兒……

　　也許我也未嘗不稍稍起一點「伎求之心」，但是這些「妄念」很快地就被我

　　那對「重大的決定」的迷信打消了。打消得煙消雲散，我看著善培送我的好

　　煙好茶，想到我已經不再是一個溫情和多情的人，也許我愈來愈變得理智與

　　冰冷，對人淡漠，我沒有辦法不這樣變，只有理智的獨行特立可以拯救我自

　　己，我把我自己跟這些年輕人拉了條鴻溝，這是一條沒有人肯去也沒有人能

　　走得好的路，可是我走了，它給了我永恆安全與成績，這三項安慰是任何欲

　　望太強心兒太浮的人得不到的。

　　這種感覺以後我也不多寫了，我改用「著手研究毫不相干的一個小專題」

　　來消遣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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