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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中(5)


  1952年我升高中二年級後,編到高二戊,數學改由黃鐘老師來教。黃鐘那時二十八歲,安東(今丹東)鳳城人。他是國立東北大學畢業的,嚴僑是私立福建協和大學畢業的。在數學造詣上,黃鐘似乎比嚴僑專精。黃鐘對學生的誨人不倦,是我生平僅見的老師。他常常在下課時不下課,延長時間為學生講課;或另外跟學生約定時間,在空堂時候跑來加講。黃鐘面目瘦削,身體很弱,有肺病,眉宇之間,總是一片憂愁。他幾乎從來沒有開懷地笑過,態度總是嚴肅而認真,令人敬畏。黃鐘的父親黃劍秋是我爸爸老友,爸爸擔心我數學不好,特別請黃鐘照顧我。黃鐘對我印象很好,他在「數學練習簿」上批寫:「為人誠實可愛。」給了我不少鼓勵,當然他從沒說過我數學好,——我的數學實在不好。我像許多恨數學的大人物(如邱吉爾、如蕭伯納)一樣,對數學恨得要命。我的苦惱是數學老師卻一一同我有交情,使我不勝尷尬之至。

  1953年到高三後,我自願休學在家,準備以同等學力資格去考大學。要命的是黃鐘仍不放過我,他和我爸爸「通謀」成功,硬要我到他家去,專門為我一個人補習。他家住台中市永安街一巷五號,我每次去補習,視若畏途,但是實在不能不去,內心交戰,非常痛苦。這一痛苦,最後終因黃鐘病倒而暫告結束。黃鐘病倒,住在台中醫院裡,昏迷不醒,整天只好用機器抽痰。我每天去照料他,直到他無言死去。我大為傷感,寫了一篇「黃鐘」和「九泉唯有好人多」等幾首詩紀念他,並把他的遺像掛在牆上。爸爸生平最好占卜星象,他跟我說:「黃鐘是好人,可是長了一副壞人相。他的人與相不相稱,所以要早死。」黃鐘死時,還不到三十歲。

  嚴僑雖然不再教我數學,但他和我的交情卻與日俱深。他家住在一中斜對面宿舍,就是育才街五號,是一棟日式木屋,分給兩家住,前面住的是郭大傅老師,(他是江西興國人,臺灣中正大學畢業。二十年後,在景美軍法處坐牢,和我見過面。真沒想到他還有這樣遲來的紅帽!)後面就是嚴僑家。因為一棟房子硬分成二戶,所以變得狹長陰暗,不成格局。嚴僑約我去他家看他,我有時去。在黃鐘住院後,一天嚴僑正好去探望,碰到我,我告訴他醫生說黃老師恐怕已沒希望了,嚴僑頗多感觸。那時已是晚上,嚴僑要回家了,約我同行。在路上,他低聲而神秘地告訴我:「你不要回頭看,我感覺到好像有人跟蹤我,是藍色的。」(國民黨特務源出藍衣社,他指藍色,當然是指國特。)我頓時若有所悟。隔天黃鐘死了,嚴僑再去醫院,感觸更多,當天晚上我送他回家,他約我進去坐,在昏暗的燈光下,他劣酒下肚,終於告訴我;他是「那邊來的」——原來他是共產黨!

  當時的台中一中,像其他學校一樣,不時有所謂共產黨,「匪諜」被捕去。最令我心動的是當時女老師牟琴和他男友楊肇南老師的雙雙被捕。他們都是山東人,牟琴年輕豔麗,身材尤其肉感動人,令我們暗慕。一天夜裡,他們都被捕去了,聽說都是共產黨、「匪諜」(多少年後,仿佛聽說牟琴給放出來了,可是已被折磨得年華銷盡了);還有一位教數學的楊肖震老師(福建政和人,二十四歲),也被捕去(後來聽說太太生活無著,已改嫁給他的一個朋友了);還有一位王懷中老師(山東諸城人,三十八歲),教歷史的,也神秘失蹤了(多少年後才在新竹中學重拾教職)。當時頗有人人自危的味道。黃鐘死後,外界盛傳他是共產黨,「畏罪自殺」云云。可是直到今天,我還不能相信。因為他咽氣時候,我正守在他身邊,他久病屬實,絕不像是自殺。

  但是黃鐘的死,確實給嚴僑帶來極大的感觸,他似乎感到人生無常、好人難長壽。黃鐘死後,嚴僑的酒好像愈喝愈多了。因為沒有錢,嚴僑喝的酒是煙酒公賣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獷的,沒有情調、沒有小菜,用牙齒把瓶蓋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黃湯來。嚴僑喝酒雖多,但我從沒看過他有泥醉的現象,他只是喝得很興奮而已。黃湯下肚後,往往大背和醉酒有關的詩詞。他最喜歡背辛棄疾的那首《西江月》(遣興)——

  醉裡且貪歡笑,

  要愁那得工夫?

  近來始覺古人書,

  信著全無是處。

  昨夜松邊醉倒,

  問松:「我醉何如?」

  只疑鬆動要來扶,

  以手推松曰:「去!」

  每背到最後一句的時候,他也總是伸開十指,雙手向前推出,鄭重表示不要「松」來扶他。中國文學非嚴僑所長,他「以手推松曰『去!』」,自然不知道《漢書》龔勝傳中這一典故,也不知道龔勝七十九歲成了殉道者的悲劇,但他那醉後一推曰「去!」的真情,如今事隔四十多年,卻使我記憶憂新,永遠難忘。

  在多次跟嚴僑的夜談中,我約略知道了他的一些情況。他來臺灣比較晚,並且是從福建偷渡上岸的,當時還帶著嚴師母。他坐的船是最小的木船,他說船上只有埋在沙上的一個羅盤,揚帆過海,就過來了,言下不勝得意。到臺灣後,他被發現,國特把他請去,問他你來臺灣幹什麼?他說我來投奔自由;國特說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產黨的市長,他那麼前進,你怎麼這麼落伍?一般情形總是老一代跟國民黨走,青年一代跟共產黨走,為什麼你們家特別:你老子反倒前進,你反倒開倒車,來投奔我們?嚴僑說我不是來投奔你們,我是來投奔自由,何況我有老母在台,我要來照顧她。國特查出嚴僑果然有老母在台,只好暫且相信。但這樣總不能結案,總得找個保人,於是,由妹夫葉明勳出面,保了嚴僑。嚴僑有兩個妹妹,大妹嚴倬雲,嫁給辜振甫;小妹嚴停雲(就是女作家華嚴),嫁給葉明勳。

  嚴僑在台中一中教書,自己也看了不少書,他過去的看書基礎又厚,所以能夠吸收新知,與日俱進。在他和我的談話中,顯然因為讀書和受我的一點影響,而開始有點自由主義的傾向。這種轉變,其實是很不容易的,是只有嚴僑那種智慧高人的青年人才做得到的。嚴僑投身在中國現代的狂飆運動之中,他投入這個運動,在知識上、見解上、情感上,都強烈受到左派教條的輻射,他們那個時代的這類革命者,一般都有著熱情而崇高的氣質,這種氣質使他們勇於獻身、勇於殉道,心之所善,九死無悔。但是,他們對他們獻身、殉道的物件,卻由於「目的熱」,未免淪于「方法盲」,他們之中智慧高人的,一旦成為狂飆運動的浪花餘沫,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當口,他們必然會有所覺悟,這是很自然的。嚴僑是共產黨,但卻是身陷在臺灣的,他脫離了紅色的磁場,孤單地局促在藍色的泥淖,在日新又新的成長下,以他的智慧,一定程度的覺悟,是可以想像的。這種覺悟也許沒有《修煉失敗的神》作者那種細膩、也許沒有《新階級》作者那種深沉,但是嚴僑有他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儘管他有所失落,但他並不因失落而脫離;相反的,他要歸隊,要歸隊去重建那父母之邦,一天晚上,嚴僑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來,並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靜以後,他對我做了最重要的一段談話:

  我不相信國民黨會把中國救活,他們不論怎樣改造,也是無可救藥,

  他們的根兒爛了。十多年來,我把自己投入一個新運動,我和一些青年人

  冒險、吃苦,為了給國家帶來一個新遠景,所以我做了共產黨,我志願偷

  渡過來。為我的信仰做那最難做的一部分。可是這兩年來,我發現我變了,

  我的精神好像飛向那自由主義的神像,可是我的身體卻永遠被一個黨鎖住,

  被另外一個黨監視,這是我最大的痛苦。雖然這樣,我還是想回大陸去,

  那裡雖然不滿意,可是總有一點「新」的氣味,有朝氣,對國民黨我是始

  終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現在我們的名冊裡並沒有你,可是我想帶

  你回去,帶你去共同參加那個新嘗試的大運動,這個大運動是成功是失敗

  不敢確定,但它至少犧牲了我們這一代而為了另外一個遠景,至少比在死

  巷裡打滾的國民黨痛快得多了!

  由於他有那樣的背景。那樣的偷渡經驗,我相信他說的,我答應了跟他走。我當時夢想我會參加一個重建中國的大運動。可是夢想畢竟是夢想,半夜裡五個大漢驚破了他的夢和我的夢,他被捕了。這是1953年的事。那時候嚴僑三十三歲,我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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