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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中(3)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長大,也慢慢對中學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觀環境來說,我總覺得我所經驗的中學教育趕不上我在北京時的殘餘記憶。在殘餘記憶裡,我認為北京的中學生不像臺灣這樣呆板、膚淺,缺乏常識與性靈;就主觀感受來說,我讀的課外書愈多,我愈覺得中學教育不適合一般少年的個性發展、更不要提IQ較高的學生了。中學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師資、課程分配等等都有著極嚴重的缺陷與流弊,我高一時候那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對杜威那種「進步教育」有著極強烈的憧憬,這種憧憬使我在有著強烈對比的中學裡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決心不想拿這張中學文憑。所以我就自動休學了。

  我在台中一中可謂無書不讀,但在思想定型上,卻是讀了許多書、困學求變以後的事。思想定型的範圍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左右問題、中西問題、新舊問題。……這些多方面的問題,是每個中國知識份子的大困惑,由於水準不好、政治干擾,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份子都失敗了,他們困惑終身,無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確的判斷。在這方面,我是非常鮮明的一個例外,但在這些問題上,我也有過一段時間的困學求變的過程,這段時間最明顯的是在初中,到高中後期,我就逐漸定了型。在困學求變的過程裡,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曾經「逼近」了我,但終於被我「擺脫」,這位人物,就是錢穆。我在小學時代就知道錢穆,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開明文史叢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就是我最早知道的錢穆的著作。到臺灣後,由於國民黨統治思想、管制書刊,進步和左派的舊書都查禁了,新書一本也看不到,我的許多時間,都花在研究古典上面,錢穆的著作,自然成了我的部分讀物。

  當時共產黨批判逃離他們的學者,共分兩個型,一個是「胡適型」,一個是「錢穆型」。我對他們兩位,都分別加以注意。但胡適遠在美國,錢穆卻因陰錯陽差到了臺灣台中,使我先結識了他。結識的原因,得力于同學徐武軍。徐武軍外號「日本和尚」,因為他爸爸是日本留學的,故有這一稱呼。徐武軍在台中一中,有點特權似的,原因是他忽來忽去、去了又來。後來才知道,原來他爸爸是徐複觀,先舉家來台,後感臺灣情況危險,又全家遷到香港。韓戰發生後,美國第七艦隊協防臺灣,臺灣不危險了,又全家遷回臺灣。徐武軍住在台中市的一幢單門獨院平房裡,很考究,我去過多次,可是從來沒見過徐複觀(雖然十年後,我跟他大打筆仗並且大打官司),客廳裡書甚多,牆上有毛筆字赫然曰:「架上書籍,概不外借。」我至今記憶猶新。

  1952年錢穆應淡江英專(淡江大學前身)校長居浩然之邀,在驚聲堂講演,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錢穆受傷。那時徐複觀想在學術界插一腳,故拉攏錢穆,把錢穆接到台中徐府養傷。後來改住存德巷一號。徐武軍是我好朋友,他受了徐複觀影響,課本以外知識知道不少,和我很談得來。他說,你李敖程度這麼好,我要帶你去見一個人,我問是誰,他說是錢穆,我聽了很高興。不久,他就跟錢穆約好,1952年6月15日,徐武軍帶我走進存德巷一號,見到了錢穆。錢穆身穿府綢小褂,個子很小,滿口無錫土音,乍看起來,長相與聲名不大相符,簡直使我有點懷疑眼前這位,是不是就真是錢穆。他為人極為親切,對我們兩個高二學生,全無架子,聊起天來。我向他請教治國學方法。他說並沒有具體方法,要多讀書、多求解,當以古書原文為底子為主,免受他人成見的約束。書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讀。與其十本書讀一遍,不如一本書讀十遍。不要怕讀大部頭的書,養成讀大部頭的書的習慣,則普通書就不怕了。讀書時要莊重,靜心凝神,能靜心凝神,任何喧鬧的場合都可讀書,否則走馬看花,等於白讀。選書最好選已經有兩三百年以上歷史的書,這種書經兩三百年猶未被淘汰,必有價值,新書則不然。新書有否價值,猶待考驗也。

  我去看錢穆的時候,手中拿著我的《李敖劄記》第二卷,錢穆接過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我寫的《梁任公上南皮張尚書書》,他很驚訝,問我梁啟超這封信的出處,我告訴了他。這件事,使我有兩點感想,第一,他不恥下問,真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風度,令我敬佩;第二,他竟不知道這封信的出處,他的學問的廣度令我起疑。

  錢穆翻完了我的劄記,一邊誇獎我,一邊轉過頭來,溫和地對徐武軍說:「你不如他。」我奇怪錢穆竟這樣當面教育徐武軍,也許他住過徐府,跟徐武軍很熟的緣故。

  臨告辭前,錢穆約我再去看他。那時我家住存德巷十三號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經過他門口,看他很方便,可是我沒有再去。後來他回到香港。我在第二年(1953年4月14日)寫了一封信給他,表示我對他的感謝,並請他「給我以指教」。我還問他兩個問題: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一四四頁雲:「第四個禁地是新疆。因此地

  土壤肥沃,尚未開闢,他們要留作滿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滿洲人到那裡

  去,故不許中國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亂以後,禁令始弛,漢人才能

  隨便去新疆。」這一回史實,在羅香林先生的高級中學本國史下冊第二頁

  中,卻有如下地說法,「先是清主旻寧,即位後改元道光,頗有圖治之志,

  既平回疆之亂,遂于道光十一年納將軍長齡之議,以回疆『西四城』閑地,

  招民開墾,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漢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羅先

  生所述「納將軍長齡之議」一語,似有所據,與先生所雲,時間上相差甚

  遠,不知何故?再者,《國史大綱》第三頁第十一行雲:「美人安達生名

  此曰北京人」一語,他書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

  半個月後(4月29日),我收到錢穆的回信,全文如下:(原信沒有標點,標點是我加的。)

  李敖學弟如面:

  昨奉來書,知君努力學問,與日俱進,著能持之有恆,繼續不懈,

  將來必有成就,可喜可賀。學問之事,首貴有恒心,其次則防驕氣,小

  有所成,志得意滿,中道而止,雖有聰秀之質,犯此二病,終不能有遠

  到之望,唯立志高遠,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學伊始,故特以此相

  勉。能熟誦「莊」書,亦一佳事,然「論」「孟」尤為重要,須時時玩

  索,心體力行。盼先就《朱子集注》細細研讀,勿以能讀過為了事。此

  乃學者所宜終身常誦之書。穆最近有《四書釋義》一種,亦在臺北出版,

  與《中國思想史》同收入國民基本智識叢書中,內有舊稿《論語要略》

  《孟子研究》兩種,為初學治「論」「孟」者指示塗轍。最近又泛事

  《論語新解》,刊載於某雜誌,以後當按期郵寄。當知學問與德性實為

  一事,學問之造詣,必以德性之修養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養為限度,

  苟忽於德性,則學問終難深入,此層務盼注意。《近三百年學術史》若

  能細讀,可獲許多治學方法,恨手邊無此書可以相贈。所詢兩節,關於

  新疆漢民移植,羅書亦有據,然大量之流入乃在後;安達生為瑞典人,

  《史綱》系一時筆誤,未經校出也。《國史新論》短期內或可付櫻穆最

  近恐無來台之便,得暇盼時時來書,以獲知君學問進詣為快也。匆此,

  即詢進步

  錢穆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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