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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中(2)


  墨林就是王墨林,是爸爸北大國文系的同班同學,當時他是「立法委員」,在他的幫忙下,爸爸終於找到了一個職業--台中一中國文教員。正巧我由上海緝規中學初一上的身分,跳班考取了台中一中,也考取了台中二中。台中一中好,我就上了一中。搖身一變,進了初二上。那時初二上有甲、乙、丙、盯戊、己六班,我編在初二上甲。

  當時台中一中校長是外號「金烏龜」的金樹榮,福建林森人,四十六歲,他在1945年12月1日就到一中了,是接收大員,資格最老,熱心辦學,人也有霸氣。當時一中師資集一時之盛,其中剛從大陸逃難來台的老師不少,這些人有的在大陸「此馬來頭大」,但是逃難到臺灣,求食而已,一切也就沒話說。例如程東白老師,四十五歲,遼北開原人,學歷是日本明治大學法學士,經歷是遼北省教育廳長,但在一中,只能混到個夜間部教員!他如做過外交官的郭大鳴老師、都本仁老師,也都紆尊降貴,混起窮教員來。當時爸爸五十一歲,除了五十八歲的余又健老師、五十三歲的陳椿老師,他是年齡最大的,本省籍外號「石頭」的許文葵老師也是五十一歲,人胖胖的,可愛無比。在「老灰級」的幾位老師外,其他老師多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翁碩柏老師二十九歲,教我國文;楊錦鐘老師三十一歲,教我英文。她是江蘇寶山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畢業,美國密歇根碩士,因為留美,外號「USA」,當時她已嫁給空軍軍官胡旭光。後來走紅,隨胡旭光上任,做了國民黨駐美副代表夫人,六十五歲那年(1983年),死在美國。楊錦鐘當時鋒頭甚健,在老師中甚為出色。當時她家境比一般外省流亡臺灣者要好,用得起傭人——下女。她說她家下女最怕買牛肉,每次到菜市場買牛肉回來,一走把手平伸,遠遠用拇指食指提著。那時臺灣人不流行吃牛肉,全台中市只有一家牛肉店,下女有所懼,非「個人行為」也,誰想得到,土頭土腦的台中人,不但多年以後嗜吃牛肉,並且「衛爾康牛排館」大火起來,還把人燒成「人排」呢!光在吃牛肉習慣上,就看出外省人帶給臺灣人的大影響了。

  在一中念書,每天與爸爸一同出發,由台中西區走到北區,中午就在學校吃便當。由於我們從沒見過便當盒,所以買的是一組上下多層的圓送飯盒。第一天上課時,我背著書包,提著上下多層的怪物進教室,惹得全班大笑,說這個「阿山」(指外省人,有奚落之意)原來是飯桶,不然怎麼吃這麼多,當時我看到同學的便當原來只是長方形的一小盒,飯菜皆在其中,反觀我的上下多層怪物,卻像吃酒席、吃大餐一般,為之大窘。第二天連忙換了,吾從眾矣。

  進一中以後,班上春假要遠足,我因早在大陸就耳聞日月潭之名,乃提議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過。回家向爸爸伸手,爸爸說:「我們家早起刷牙,買不起牙粉,更買不起牙膏,只能用鹽水刷牙,哪有餘錢去日月潭呢?」於是,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裡日月潭。

  初二時候,童軍老師王福霖選拔優異學生參加菲律賓的童軍大會,找到我,要我繳頭戴童軍帽的照片應徵,那時我窮得沒錢照相,乃找出在大陸的一張舊照,用毛筆劃上一頂帽子交差。不料畫好了,橫看豎看都像戴著帽子照X光,帽裡的腦袋發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子打架。愈看愈不敢親自送,乃央求班長陳正澄(後任台大經濟系主任,又講學於日本,是名經濟學家)代遞。害得正澄和我的現代畫,一律被老師斥回。老師說,他一輩子也沒見過這種照片。於是,別人在菲律賓菲律賓,我在家裡菲律賓。

  諸如此類的窮故事,顯示了我家來臺灣,雖然爸爸找到了職業,但入不敷出,生活仍舊窮困。窮困的原因之一是爸爸要醫治長年氣喘並媽媽又開刀等等,從大陸帶來的一點黃金已變賣殆盡,唯一的模範西巷房子也不得不賣掉。台中一中終於分配了我們半棟宿舍,那是新北裡存德巷十三號的日本木屋的一半,只有八個榻榻米大,外加前後二個小玄關,我們一家九口住進,其擁擠可想。後來因為長久付不出薪水,老吳轉到「立委」閻孟華家去幫傭了,我們又有幸轉到木屋的另一半,才稍覺寬鬆。另一半有十多個榻榻米大,並且廁所不在院子裡面在屋裡,比較像樣一點(原來那一半改由音樂老師鄭嘉苗一家住了)。我家在存德巷十三號一住十三年,這一老宅,橫亙了我的中學時代,並且充滿了窮困與灰暗。但我個人比全家人都幸運,我分到兩個榻榻米的空間,隔了起來,算是我自己的獨立天地,在這小天地裡,我一桌一椅四壁書,快速地成長。辛勤地寫作,奠定了我在知識思想上的過人基矗台中一中不像台中二中,它是一個本省人比較多的學校,我初二時候,全班只有四個外省人,班上一有事,臺灣同學就推我去幹。一次全校烹飪比賽,同學推派我和三位臺灣同學陳正澄、趙天儀、張育宏四人參加(也許不是他們三位,記不太清楚了),我聲明我根本不會炒菜,可是同學不由分說,硬拉鴨子上架。好像那天燒的是一盤鴨子,好像由我主廚,不料燒出來,整盤菜都像鍋巴一樣烏漆媽黑的,如果另燒,時間已不允許,於是只好硬著頭皮送到台前給評判老師。看著那樣一盤黑菜,不論大陸人臺灣人,誰都沒有勇氣端上去,於是協商之下,四個人,每人捏住盤子一角,一齊送上,害得評判老師們哄堂大笑。當然他們是不敢下箸的,那是有史以來,唯一一次評判連嘗都沒嘗就決定了的烹飪比賽。

  我升初三上甲後,中文老師是二十七歲的楊錦銓(名字很像英文老師楊錦鐘,但是男的,並且是福建人)又兼導師。他是一位最能啟迪學生的中文教員,臺灣海疆學校畢業,學歷雖不怎麼樣,但書教得真好。他那時還兼事務主任,可以「上下其手」,為我們供應蠟紙、白報紙、油墨等等,鼓勵我們辦「初三上甲組報」,於是班長陳正澄任發行人,我做總編,趙天儀(「台大哲學系事件」時被擠出台大教職,是大好人,可惜做了詩人)寫鋼版,就辦起來了。一次還因為批評到了高班生,被他們興師問罪。可見我李敖辦刊物賈禍,固其來有自也!

  因為我的中文在班上出色,自然被楊錦銓老師另眼看待。有一次作文,談到中文程度,我寫道:「現在學生的中文程度要比過去差一倍。」他批改時,不以為然,批曰:「怎麼可以數位計量?」作文簿發下來,我沒說什麼。三十六年後,他退休了,我托石文傑送我的書給他,以示不負師教之意。順便請石文傑轉告他:「奧斯投傲慢與偏見》小說中,就有誰比誰漂亮一倍的用法。」四十六年後,我在電視節目《李敖笑傲江湖》中提到他,稱讚他,移居美國的他知道了,送了他花了二十年剛剛完成的一套大書——《說文意象字重建》給我,我大吃一驚,他如此勤勉,有如此成績,真是高人一等。他寫信給我說:「我兄名滿天下,卻如此念舊,衷心感動不已!」我跟楊錦銓老師四十多年未見,但是師生之誼,懸而不斷;念舊之情,老而不衰,其交也君子。

  從初二到高一,十四歲到十六歲,我因為中文好,參加過多起演講、辯論、論文比賽。初二時得過全台中市第四屆全市語文演說競賽,得初中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姊,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張立綱,他代表台中二中。張立綱的哥哥張立豫後來成了我四姊夫,張立綱也變成院士級的學者)。高一時參加台中市論文賽、本校論文賽,皆獲第一名。高二時在《合作經濟》第二卷第十二期發表《合作制度與節制資本》,這是參加慶祝第三十屆國際合作節徵文而作,得了全臺灣第一名,並拿到有生以來最大一筆數目的獎金。我用那筆錢買了中華書局版四十冊的《飲冰室合集》。

  在參加各種比賽以外,我在高一也寫過《李敖劄記》四卷;並在《學生》雜誌第四十六期發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新生報》發表《〈英倫歸來〉的啟示》、《生也有涯知無涯》;另外還寫了《學習英語的目的》、《諸葛亮的軍政》、《虛字的對聯》、《字形的對聯》、《毋忘在莒的出處》、《行李考》等稿子。這時我十六歲。

  1953年我十八歲,念高三,只念了十幾天,就自願休學在家。我那北京大學畢業的老子他隨我的便,輕鬆地說:「好!你小子要休學,就休吧!」他當時正是台中一中中文科主任,他跑到學校,向教務主任說:「我那寶貝兒子不要念書啦!你們給他辦休學手續吧!」於是,我蹲在家裡,在那四面是書的兩個榻榻米大的書房兼臥室裡,痛痛快快地養了一年浩然之氣。也寫了不少文章,其中有《從讀〈胡適文存〉說起》及《李敖詩集》等。我有這麼好的寫作能力,和我從小就養成了重視課外書的習慣,也養成了買書藏書的癖好有關。到臺灣時,我的全部財產是五百多本藏書,進台中一中後,我的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這個中學的圖書館裡。這個圖書館的藏書相當豐富,我以義務服務生的資格在書庫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對一般書籍有了不少的常識。最使管理員們驚訝的是,我甚至可以閉起眼睛,單用鼻子就可以鑒定一本書是上海哪個大書店印的,這是我最得意的一門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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