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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從青史看青樓

　　中國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舉手一投足，就可能跟過去搭上線。你以為你舉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其實不是。你的手和足，只是木偶戲中的手和足，它們全被線上的老相好操縱，這老相好，就是歷史。

　　歷史少的民族，瞭解他們就比較簡單，很多事情，從層面入手，便八九不離十；但對背著歷史大包袱的民族，像中國民族，要想這樣取巧，就絕對不行。從取巧得來的瞭解，只是霧裡看花，好不好看是另外回事，看不清楚是一定的。看都沒看清楚，又瞭解到那兒去？

　　所以，瞭解中國人幹的事，一個重要步驟是：必得先跟歷史搭線，從歷史脈絡上查考「手足之情」，不念手足之情是不行的。

　　現在試用娼妓問題，做一個例子。

　　中國民族職業分類，大類是士農工商，中類是三百六十行，小類沒分，要分也有一千三百六十行，其中有一行，就是娼妓業。粉飾家不願承認這種靠粉飾賣人肉的行業是一種行業，其實粉飾家忘了自己和娼妓同行，只不過前者粉飾靈魂出賣；後者粉飾肉體出賣。後者的職業道德遠高於前者，身世且大可哀。可哀的身世，只有在承認有這麼一回事，才能研究、呼籲、改善，一路粉飾的行為，固然不足自欺；若想欺人，也差上一大截。

　　現在粉飾中的賣人肉行業，形式上只妓女戶，骨子裡卻包括酒家、地下酒家、舞廳、地下舞廳、理療院、和馬殺雞性起的理髮廳。我們細察這些粉飾中特色，窮本溯源，會有「手足之情」式的發現，就是：現在妓女戶與酒家等的演變，有固有文化的背景——有的與固有文化貌合神離，有的與固有文化貌離神合。它們在許多方面，蔚為中國文化的特色，而被洋鬼子望「中」興歎。

　　「公營企業」——以充國用

　　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確屬中國文化的特色。例子是：有誰想得到——娼妓在中國，竟是「公營企業」！

　　中國最早的娼妓，是最早進入制度化的一種行業。管仲治齊國，就設有「女閭」，女閭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許的窯子，而是官辦的窯子。這是中國最早的「公營企業」，開辦目的，是增加國庫收入。《堅瓠集》續集裡說：「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這就是說，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經費來源，部份卻是吃軟飯吃來的，實在不怎麼光彩。孔夫子說沒有管仲，他要披髮左衽（右邊為任字），變成外國人了，這麼推論，使中國國泰民安，身為「女閭」的人，以血肉之軀，「以充國用」，的確功不可沒。雖然她們的痛苦如何，我們一點也不知道。

　　管仲時代妓女的主要來源，是奴隸，就是所謂「奚」。奚字在象形文字中，是「手持繩圈套女人」，套到女人操皮肉生涯，加入公營企業，這種妓女，就是「官妓」。官妓的制度在中國持續極久，《吳越春秋》說「越王句踐輸有過寡婦于山上，使士之憂思者遊之，以娛其意。」就是官妓。《萬物原始》說「漢武始置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室者。」就是官妓。《南史》說齊廢帝「每夜輒開後堂，……至營署中淫宴。」就是官妓。官妓的來源，主要有三：

　　一、罪人家屬——古代的人權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家族。一個人犯罪，常常連累到一家。通常的公式是：男人給宰了，妻女則淪為官妓。

　　二、奴隸買賣——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在人口比例上比中國多；但在時間持久上，比中國短。中國買賣奴隸，有過「與牛馬同欄」的大場面，人變成牛馬，還有什麼可說？

　　三、墮入風塵——是變相的一種人口買賣，只不過被買賣的，原屬良家婦女。《北裡志》所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就是這一類。

　　因為公營，所以官方設有專門的機構。這種機構，在唐朝先屬「太常」，後屬「教坊」，由「樂營」管轄。《雲溪友議》記有「樂營子女，厚給衣糧、任其外住」的一個特例，是兩個信釋道大官的德政，反證了當時「樂營子女」是不能外住的，官妓的沒有肉體自由，是和沒有人身自由一致的。

　　因為沒有自由，所以任憑處理，前程莫問。漢朝本來對「群盜妻子」發配為營妓的，但是李陵行軍時，發現她們，就一律給殺掉；宋朝平北漢，北漢「獻官妓百余人于宋」；勝利者意猶未足，還「奪其婦女隨營」。宋朝的官妓，從寬錄取，不但把罪人家屬當公娼，甚至把良家婦女「系獄候理者」（在看守所中等待判決的）都派上用場！甚至公然去搶來，逼良為娼！或者乾脆誣陷良民為盜匪，以便將家屬收為官窯子！更妙的是：王安石變法時，一切都公賣，酒是其中之一。為了賣酒，居然派妓女助售——「官賣酒用妓作樂」！《都城紀勝》書裡說：

　　「官庫則東酒庫、南酒庫、北酒庫、上酒庫、西子庫、中酒庫、外庫、東外庫，每庫皆有酒樓。若欲美妓往官庫中點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隱庇推脫。須是認識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這就是酒家的前身。現在中國人很難知道：酒家原來是官辦的，最早的目的是推銷政府造的酒，「以充國用」。這是一位立身謹嚴的政治家王安石出的怪主意。王安石本人，在別人請他吃飯以妓作陪時候，拒絕入席；但他卻和管仲一樣，為了「以充國用」，竟不惜油然而生「皮肉之見」，使政府大吃其軟飯。這些大政治家的舉措，使人想到那句西方諺語——「偉大的人有偉大的錯誤」。

　　難乎為「妓」——以充文用官妓演變到明朝，有了嚴格的發展，《國初事蹟》記明朝公娼情形說：

　　「太祖立富樂院，令禮房王迪管領，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許入院。只容商賈出入院內。」這是很清楚的「公務員金字上酒家」模式。但這種禁令有效嗎？《五雜俎》的記錄，有了以下真相：

　　「今時娼妓滿布天下，其大都會之地，輒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終日倚門賣笑、賣淫為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國初猶然。至『明英宗』宣德初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跡公庭，而常充軔（左邊為牛）裡幹（門中幹字）。又有不隸于官，家居而賣奸者，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這段文獻，透露了兩種「家居」情況：第一種家居，是「縉紳」先生在家裡叫姑娘，姑娘做應召女郎；第二種家居，是姑娘在家裡接客，姑娘做陶公館式私娼，兩種家居都可逃掉政府的禁令，使官妓制度，遭到反托辣斯的抵制。

　　《五雜俎》書裡又提到「京師教坊官收其稅錢，謂之脂粉錢」的話，說明明朝政府仍在吃軟飯。政府立場既然如此不道德，想用法律要求公務員道德，自然也就根本行不通。《堯山堂外記》收有明朝三「楊」開泰的宰相（楊榮、楊士奇、楊傅（左邊三點水））連袂狎妓的故事：

　　「三楊當國時，有一妓名齊雅秀，性極巧慧。一日，令侑酒，眾謂曰：『汝能使三閣老笑乎？』對曰：『我一入便令笑也。』及進見，問來何遲？對曰：『看書。』問何書？曰：『烈女傳。』三閣老大笑，曰：『母狗無禮。』即答曰：『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侯）。』一時京中大傳其妙。」連當朝宰相都可以公然叫條子，所謂禁令禁令，又在那兒？

　　其實，明朝這種知識份子與妓女的情孽，本是淵源有自的，早在唐朝就大為流行。唐朝知識份子以走動秦樓楚館為正業之一，從元白到李杜，無一例外。在杜牧的詩裡，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飲贈官妓」「娼樓戲贈」的作品，從這些結果看，中國娼妓不但達到了「以充國用」的特殊效果，又給中國飲酒作樂的知識份子「以充文用」，風化出他們筆下的文學。流風所及，中國文人幾乎無一不跟娼妓飲酒作樂，寫詩漫愛。這種「飲酒作樂」的特色，本來是「酒家」與「妓女戶」二合一的，到了現在，形式上已經一分為二，形而上者不能搞，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處教吹簫」的時代，已經完全遠去，中國文人的作品也就更不堪設想了！

　　「飲酒作樂」不但是中國娼妓業的固有文化，甚至此一行業的遠流，就從飲酒作樂而來。中國古代沒有「娼」字，娼字是六世紀才出現的。在它以前，都用「倡」字。倡就是音樂，「倡優」是一回事，就是歌唱表演。倡字後來來個細胞分裂，人字旁變口成為「唱」（純音樂），變女成為「娼」（純妓女），倡字本身保留原樣的部份，只做為「提倡」「宣導」來用——自己不介入聲色場所，清高起來了。

　　中國娼妓的語源，既然一開始就「窮聲色之娛」，外加飲酒助興，所以，在稱呼方面，就有「聲妓」、「歌妓」、「酒妓」、「飲妓」、「酒糾」等名目，這些名目所象徵的文化特色，自然也就我中華只此一家。

　　內外難分——以充家用

　　因為特色只此一家，由特色而來的歷史，自然也就別無分號。中國歷史中，有一種「家妓」。家妓是養在豪門中的妓女，算是自備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還沒有資格做姨太太，要生了兒子，才有資格做姨太太。兩晉南北朝時，家妓最多：

　　《宋書．沈演之傳》：「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聲色放縱。」

　　《宋書．杜驥傳》：「家累千金，女妓數十人，絲竹晝夜不絕。」

　　《宋書．範曄傳》：「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

　　《北史．夏侯道遷傳》：「妓妾十余，常自娛樂國。」

　　《北史．高聰傳》：「唯以聲色自娛，有妓十餘人。」

　　《南史．張懷（玉旁）傳》：「居室豪富，妓妾盈房。」因為家妓成風，所以許多事件，也因之而起。最有名的「落花猶似墜樓人」主角綠珠，就是石崇的家妓。家妓引起家庭大血案，這種史實，只有中國才有。

　　別以為家妓只是豪門自己的規矩，其實是依法有據的。唐朝法令規定：「三品以上聽有女樂一部，五品以上女樂不過三人，皆不得有鐘磐樂師。」可見官做大了，就可以依法在家開「妓女戶」「歌舞班」玩。相對的，官不夠大，自然就不能亂開。《南史．王宴傳》：「宴從弟詡，位少府卿，（束力）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詡……以畜妓免官，禁錮十年。」就是一個教訓，——女人豈是你玩的！

　　由於窯子開到家裡，一個有趣的現象發生了，就是古今名稱的混亂。現在人稱自己太太做「內人」，如果這位太太是「從良」了的，倒真名符其實。原來唐朝稱妓女叫「內人」。《教坊記》裡說：「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張佑的詩說：「內人已唱春鶯囀，柳枝磋磋（單人旁，醉後起舞貌）輕舞來。」都特指妓女。可見從「家妓」觀點看，妓女倒真正是內人，老婆反真正不內。要內，至多也該叫「內子」。內子照《禮記》、《左傳》等解釋，是卿大夫的正妻；但照《書言故事》、《頻羅庵（廣改為草頭）遺集》等解釋，卻又指的是人家的老婆，卻又明明該是「外子」！但「外子」又明明是指丈夫，於是老婆又變成丈夫，女的變成男的，又勢難成立。這種的內外難分，使人感到：現代人向人介紹自己老婆是「內人」的時候，無異同時告訴人自己是「龜公」，是「大茶壺」。兩位男士互相介紹自己內人的時候，就同時是兩隻「龜公」，兩把「大茶壺」。三人四人，五人六人，自然依此類推，不在話下。這些謔畫，都因為古人將妓女「以充家用」，引為內援。以致自外入內，將內見外，鬧到安內為難，攘外亦不大易，俯仰一世，龜壺而後已，悲夫！

　　以上所舉中國娼妓「以充國用」、「以充文用」、「以充家用」三種特色，都和後代有微妙的脈絡關係，有不可思議的「手足之情」：不論是一種制度，不論是一種民俗，不論是一個名詞或一條禁令，都會在意想不到的時候，意想不到的關口，被古人「含情脈脈」。

　　中國民族太古老了，從青史看青樓，雖然紅袖香銷，可是卻殘顏難褪，一段青樓的青史，使我們看到幾番血色，多少蒼白！真令人掩卷。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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