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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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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雨下在墓園 墓園或靈骨塔,是安厝逝者、供家人緬懷追思的地方,可有些少數民族對逝者的追悼方式極為特別。據載,印度尼西亞的伊利安查雅島上有一支少數民族叫達尼族,家中若有男性過世,年長的女性除了在臉上塗泥,還必須由族長執行切掉一節指頭的儀式表示深切的哀悼與悲痛。由於切指之後,婦人依舊必須操持家務、營生幹活,所以——我伸出雙手數了數,共有十八節指頭可以切,換言之,累積的死亡人數超過十八個才能算「沒指望」而退役。這風俗隱藏著對女性的殘忍懲罰,好像男人喪命就是她的罪,她命中帶克,沒有把男人照顧好,理應受罰。這種惡習,令人心生憤怒。 從景美溪畔萬壽橋上遠眺,右邊是動物園,左邊連綿山巒密密麻麻布著墓碑,是福德坑墓園。晴日,站在車水馬龍之中,極適合參「獸、人、鬼」之奧義,無論如何,就是輪不到參「美」字。 一副空殼,如何處理,依時代變遷、社會潮流、宗教信仰、個人意願而有所不同。早年尚土葬,今日以火化為主流。至於埋骨之處,自然是各地墓園或靈骨塔,但葉落是否歸根,應千里迢迢返鄉歸葬,抑是落腳處即為家園,不必再像古人買舟扶棺而歸,端看個人的漂流故事如何收尾了! 以色列導演伊安·瑞克利斯《人力資源經理》(The Human Resources Manager),耶路撒冷一家麵包廠人力資源經理,廠內一名羅馬尼亞外籍女工尤莉亞死於市場爆炸意外,她舉目無親,無人收屍。為了平息輿論指責,經理奉命運送尤莉亞棺木返回其祖國厚葬。旅程迢遙且艱困,風雪中長途跋涉一千公里到山上老家,其母問:「尤莉亞在那裡快樂嗎?」經理答:「我不知道。」尤莉亞母親沉著臉,說:「感謝你送她回來,但是你錯了,而且大錯特錯,她一心向往耶路撒冷,她屬於那裡。」這話像針一樣刺中了經理。暗夜,尤莉亞的棺木停在她生前一心想逃離的家鄉屋旁,她的遺照此時才出現,觀眾包含經理到這時才算正式認識這位確實存在、漂泊異國追夢的女子,經理單獨在棺前沉思,撫摸那棺,彷彿握住她的手,等她回答。一陣雪花飛來,宛若回答,他聽到了微音,做了決定。此時,他不是職稱上的人力資源經理,倒像一位大哥,明白了尤莉亞想要的歸屬,他又將棺木運回耶路撒冷,葬在清幽寧謐的墓園。 葉落,不盡然必須歸根。 葬在何處?涉及空間問題。早年臺灣原住民包括泰雅族、布農族、排灣族等都採「室內葬」,人死後,葬於家屋內的土地下,生者與逝者同在一屋,表現出深刻的情感。這項習俗於日據後被禁止,改葬於室外公共墓地。土地無法增生,活人與逝者爭地,永遠不夠用。意大利一小鎮,因缺乏墓地,必須改建新墓園,鎮長竟下令在墓園建好之前,「禁止居民死亡」——否則,否則怎樣?處以死刑還是活刑?小小一個鎮長,連天晴天冷都控制不了,遑論生死?果然,不久就有兩位鎮民公然違揹他的命令,死給他看! 我一直有個疑問,為什麼我們的墳場總在靠山面海、風景優美的地方,而人的村鎮卻像盆裡泥鰍?更可惜是,彷彿出自同一家工廠,墓園形式大同小異,鮮有美感可言,其碑文亦欠缺可讀性,無非是「×姓歷代之佳城」「顯考×公諱××之墓」「顯妣×太夫人之墓」,懷念之辭不出「祖德流芳」「典範長存」「親恩長存」。唯一,我所見過最特別的是夫妻雙穴墓園,在主碑旁另立小碑,上書:「愛永不渝至永恆的一對」。病榻上自知來日不多的丈夫,親自囑咐墓工砌建夫妻同眠之墓,小碑上,嵌一張夫妻同遊照片,做丈夫的回想雖然一生漂泊卻有幸得到完美的愛情,囑墓工鑄了這一行字。愛永不渝,上古文,認得這四個字的年輕人已經不多了。 詩人馮至《山村的墓碣》一文,像死蔭幽谷難得照到陽光。他提及,旅行至德國和瑞士交界一帶的山谷、樹林,忽見草叢中有一塊方石,仔細看,是一座墓碣,寫著: 一個過路人,不知為什麼, 走到這裡就死了。 一切過路人,從這裡經過, 請給他做個祈禱。 碣文雖淺顯,對路人來說卻是一次奇遇。「一切過路人」,觸動了每個人內心深處「白雲蒼狗,浮生若寄」的漂泊感,霎時,覺得埋在這裡的這個無名無姓的人也是自己的一部分,不免生出溫情,低頭為他祈禱,願他安息。 馮至從此對墓碑起了興趣,無意間購得一本專門蒐集碑文的小冊子《山村的墓碣》,讀得逸趣橫生。有兩則特別引人會心一笑,一是:「我生於波登湖畔,我死於肚子痛。」另一則:「我是一個鄉村教員,鞭打了一輩子學童。」樸素的文字源自與世無爭的山村,讀來,比鐫刻一串頭銜貌似功業彪炳的碑文,更令人駐足沉思。 最有名的墓誌銘,當屬早逝的英國詩人濟慈,其《希臘古甕頌》詩末:「『美即是真,真即是美』,那是你所知道的一切,也是一切你應該知道。」可視作詩人的美學宣言,其自撰的墓誌銘也同等優美: 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 (這裡躺著一個人,他的名字寫在水裡。) 其意境絕美,勝過「死於肚子痛」千萬倍。可見,文筆好壞,差別極大。 關於墓園,我讀過最美的,不是朱麗葉與羅密歐、梁山伯與祝英臺等悲劇故事,是穿越千百年時空,文學心靈的相依相隨。 《魯拜集》作者,波斯詩人奧瑪·海亞姆(Omar Khayyam,生於1025-1033年之間),一生在納霞堡過著自在悠遊的日子,其四行詩(魯拜,意為「四行詩」)閃爍著哲思與優美的華採,如: With them the seed of Wisdom did I sow, And with my own hand wrought to make it grow; And this was all the Harvest that I reap' d─ "I came like Water, and like Wind I go." (我將智慧的種子播下,勞動我的手使它們發芽長大,我的收穫即是如此,「來如水,去如風」。) 七百七十多年後,生於十九世紀初英國的愛德華·菲茨傑拉德(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是把波斯文《魯拜集》帶進英語世界的靈魂人物;四十七歲那年,他首次以創造性的翻譯手法譯了奧瑪·海亞姆的四行詩,自此沉浸也沉迷於與奧瑪的心靈交流之中,一生歷二十多年,五度出版、修訂其「衍譯」的《魯拜集》,最後一次在他逝後出版。再也舉不出更好的例子來說明作者與譯者的心靈纏綿關係了。若有所謂「投胎轉世」,視他為奧瑪再臨,也是合理的。 晚年,奧瑪曾說,他的墳上要有樹木一年兩度落花①。逝後葬在納霞堡,依其所囑,墳上落英繽紛。1883年,七十四歲的愛德華·菲茨傑拉德在睡眠中安詳而逝,葬在波爾基園林的墓園中。次年,友人自納霞堡奧瑪墳上採了玫瑰種子,於別處花園培植,在十週年忌時,移種到愛德華墳上。讓奧瑪與愛德華這兩個無法解釋卻穿越時空心靈交會的人,墳前開著同一株光輝且柔美的玫瑰。 (① 《魯拜集》,孟祥森譯,遠景出版事業公司於1991年出版。) 玫瑰(亦作薔薇),墳前的玫瑰令人憶及與愛德華時代相近的英國女詩人克里斯蒂娜·羅塞蒂(Christina Rossetti, 1830-1894),其詩《歌》卻說墳上不需要種植玫瑰。這首詩經徐志摩以流暢、唯美的文字譯成中文,早已是我這一代文藝青年共同的青春印記之一,後由羅大佑譜曲演唱,似乎也找不到比他更具有詮釋感的蒼涼聲音,來演唱這份「濃在悲外」的告別之歌。 當我逝去的時候,親愛的, 你別為我唱悲傷的歌; 我墳上不必安插薔薇, 也無須濃蔭的柏樹; 讓蓋著我的青青的草 淋著雨也沾著露珠; 假如你願意,請記得我, 要是你甘心,忘了我。 我再見不到地面的青蔭, 覺不到雨露的甜蜜; 我再聽不到夜鶯的歌喉 在黑夜裡傾吐悲啼; 在幽久的昏幕中迷惘 陽光不升起也不消翳, 我也許,也許我還記得你, 我也許,把你忘記。① 「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的徐志摩會喜愛這首詩,不難理解了。最後一次告別的時候,有人要團團圍住的溫情,有人只要一人份的瀟灑。 不管是備極哀榮或靜靜地獨行,次日,一人旅途上仍然只有一條身影。 (① SONG, by Christina Rossetti(1830-1894) When I am dead, my dearest, Sing no sad songs for me; Plant thou no roses at my head, Nor shady cypress tree; Be the green grass above me With showers and dewdrops wet; And if thou wilt, remember, And if thou wilt, forget. I shall not see the shadows, I shall not feel the rain; I shall not hear the nightingale Sing on, as if in pain; And dreaming through the twilight That doth not rise nor set, Haply I may remember, And haply may forg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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