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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盲流

人欲的止境其實是一介高深莫測的溝壑，山門一開，多半隻進不退。 　　多年不見的北京給我一副素昧平生的感覺，觸摸上去雖凹凸有致卻總也不實。如今北京的飯店服務員已經泰半由外地人接掌了，當年被稱為「盲流」的流動人口不期然果真在北京找到了接合口，這實在也該是順乎民意的天算吧。才一回來與朋友坐在館子裡吃飯時聽到前來抄功能表的小姐操一口莫名其妙方言，還覺得詫異不已，遇到得多了才知道已是大勢所趨。這些外地小姐們在北京掙錢，每到年節時回鄉省親，一番之後又回北京，這種迴圈往返已經成為北京人生活中的「新秩序」了。有一天在朋友開的飯店內看到其手下一位來自河南的主事女孩正要回鄉，那女孩在火車臨開的前一個半小時才在店內換下自己的工作衣。我看著她從里間廚房中頭戴一頂大紅八角帽、通身顏色絕不搭配地出來，向我的朋友簡單告別了一聲就出門了。街燈下，我看著她攔住一輛「面的」乃去，心中不免恍惚起來。 　　在美國的中國人也是這麼掙錢的。事實上在美國社會中，來自世界的新移民于本地人而言就是鋪天蓋地的國際盲流。多數的盲流深具屬於自己生長地域的特殊秉性乃至嘴臉，進入美國後靠幹一些美國本地人不屑一為的事情起步，逐步換取在異域的榮華富貴之類。即使是日後得以「融入美國社會主流」的人等，早在初抵草創時期的多年歲月中也是不能免俗。 　　這些人由於對物欲的抵擋不力進入美國，自找富裕和心酸。國際盲流中也有人的確是靠著改換周遭生存環境及精神生活品質等信念而出國的。但一旦人到美國，這一些環境與品質的道理與「物欲」觀念相比，都會現出遠不成氣候的原形。也就是說，有的人是先明白自己的物欲與出國之間關係的；有的人則是後明白的。而不論先後，總是會明白的。我基本上不相信有單純是因政見不同而進入美國久居不去的人，因為這些鄭重之士大可以往熱帶之類荒蠻清靜絕無政爭的地方遷移。不去熱帶，就還是在「揣著明白裝說糊塗」。 　　在美國想明白這些之後，內心懸浮，同時也就明白了自己一旦離開了祖國，其實離開的是一個支架。就我及與我類似的人而言，離國多年之後，我想我們已經沒有資格再以支架上的一個載體自詡了。我的一個在紐約的朋友去年回國，被原工作單位邀去「談談感想」。他當時開腔的第一句毫無疑問地就是：「在美國這麼多年來，我時時刻刻都在想著故鄉。」我的朋友說他的話音還沒落時，台下就有人大聲地甩上來清晰的一句：「想？怎麼還不回來。」 　　這也就是如我之類整整一批中國人的尷尬。非但如此，現下世界範圍內的越南人往香港走，馬來西亞人往新加坡走，其實都與如我之類的中國人在走法的目的及程式上如出一轍。 　　也就是說，不談物欲，又不免過於虛張聲勢。 　　在尷尬方面，居美的一些臺灣僑民早年間就對這種無處歸類唏噓不已，在此將這些啼噓一說，全當一面鏡子。當年的國民黨人在撤進臺灣島內之後，黨軍各界以及舉凡是自大陸隨同奔至的人兒及家眷一概被臺灣本地人冠以名實相符的「外省人」統稱；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後來選擇定居美國，又被黃毛藍眼們統稱為「外國人」；再後，台海兩岸戴著皮手套開始握手，這些臺灣人口中的外省人紛回自己的「省」內尋根，不想又被哪怕是同出一脈的血親統稱為「臺胞」或「外僑」。多年來，這些在各種統稱中無以為「內」的「外人」們游離於各個支架之外。白天裡，他們中的文化中堅早幾年還會寫些文章質疑；黑夜裡，這整整一批和地球上任何一片土地在名份上都不具牽連的人想不通了一輩子。 　　在美國，但凡重要一點的聯邦及州政府工作都必須是由美國公民擔任，中國男人熟知的FBI一類通被囊括其中。 而且這類對「外人」沒有緣由的不仁甚至於無處不在。華人在工作升遷中的「玻璃天花板」問題（也就是華人在晉升過程中總是遭到本地人排擠的問題）就曾在華人社區中被自作誇張地由幾代人持續探討。在仍責其不公的今天，躺在北京回頭試想，我們是否也能普遍地讓外地背著鋪蓋進京的民工統轄我們甚至我們幾代的苦心經營？ 　　這也算是目下國際流行的「移民情結」給幾下裡帶來的大不便吧。 　　有一天，在美國呆了將近八年、曾在中國國內大器早成的一個人物仍謙虛地說自己還是準備回中國去「當公眾人物」，我低頭看著他的美式厚底牛皮鞋羞愧萬分地回說：「你或者乾脆放棄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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