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陳燕妮　>　紐約意識　|　上頁　下頁

動物保護

聽說北京早就開始出現一些寵物商店了，和幾年前的打殺貓狗的政策已不一樣了。我在紐約認識的一些人還開始幹起了這方面的生意，據說著實很有賺頭。 　　我在想，這其實也是文明進程中的一個細小環節。因為一個特定的人群一旦可以坦然容納別的生命了，不但說明這個人群中有了後工業社會中絕對會出現的孤獨者了，也說明這個人群為人素質的提高。 　　相形之下，美國的動物保護主義近十年來的發展就顯得有點不對頭。美國的社會程式雖早已過了讓動物來鑒定的時候，但專業動物保護組織對社會無孔不入的嚴格滲透，反倒讓人倒了胄口。比如，動物保護機構與美國愛滋病新藥研製單位的糾纏就可以說明一些問題。 　　進入90年代，愛滋病給美國人的感受已是人人自危，感染病毒者據報導已達20萬之巨。僅去年一年，全美死於愛滋病的每天就有92名。也正因此，美國方面在此所花的財政撥款也進入空前的地步，從80年代中期的20萬左右一躍而成眼下的20億。 　　雖如此，美國對愛滋病特效藥的研究工作多少年來都沒能有關鍵斬獲。 　　據瞭解，在這一方面，美國動物保護組織的阻撓可算「功均天地」，毫不含乎。 　　美國愛滋病研究在面目上傾國矚目，在實際運作上則處處受制。拿新藥研究過程中必過的動物實驗關來講，美國的動物保護組織要求在每用一個大猩猩接受藥物實驗之後，研究機構要負擔其所有後半生的費用。動物保護組織要求這樣的大猩猩必須進入開支昂貴的動物養老院聊度殘年，研究機構必須負擔到該大猩猩自然死亡。這種行為準則聽起來雖還算貼邊，但真正「言必行」起來則十分不好玩，因為每只大猩猩的這種善後費竟在一百萬美元之巨。 　　不少研究機構因無力負擔這樣一筆龐大的額外開銷，致使許多新藥遲遲不能進入臨床實驗。 　　而在另一方面，成千上萬的愛滋病人在無藥可救、作動物實驗又有絕對困難的境況下向醫護人員要求自己親自做新藥實驗，但由於美國有關法律嚴令禁止新藥在未經動物實驗之前用於人體，所以造成人藥兩方面不碰頭的局面。 　　在事實上，據醫護人員透露，他們看護的待斃愛滋病人中，不少人在等待特效藥毫無指望的前景中，私下裡服用大量不明出處的民間愛滋病野藥，這種醫學上無從證明、醫生無從指導的野藥據說在數量上「不下一二百種」。 　　局面乾脆成為：動物不能動，人體不能試，新藥不能出，病人照常死。在人和大猩猩的天平上，動物保護主義者固執地選擇了大猩猩。而動物保護主義者的論調每每都能得到美國執法機構的蔭庇乃至偏袒，各種官司中，動物保護機構往往是毫無疑問的過關斬將者。 　　人和動物的相處關係基本上是能夠反映社會狀況的。早期中國提倡的打殺貓狗政策，大致是因為恐懼狂犬病氾濫，而醫藥又未達到極大充裕狀態，政策本身反映的是中國當時物質的困窘。今天，當中國人大的關係進入協調之後，美國這個在這方面早早地走在前面的國家，竟漸入另一個歧途。 　　因為人的需求如果漸漸不能成為社會中最重要的滿足要件的話，則很容易變得「國將不國」。可怕的是，一旦誤入歧途便積重難返。當前中國圍繞著人的社會物質狀態還在轉型之中，滿足這種社會要件還是一件社會必須，趁著還談不上積重，但願能引美國而今的前車之鑒。 　　這大抵也是應了文明人常說的那種「物極必反」的道理吧。 　　說到底，這其實是人類自套的一個枷鎖。

學達書庫(xuoda.com)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