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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畫展閉幕後的一個星期天，我去了艾軒在紐約的「家」——位於昆市的一個貧民區。這時，艾軒已不是像在展覽會上那麼西裝革履，全身發亮了。他邋遢地披著一件沾滿顏料斑跡的黑外衣，把我請到屋內。我大吃一驚，房屋又小又暗，像一個多年無人問津的小倉庫，室內零亂不堪，玻璃窗破了一大半，用紙糊著不見亮光。這樣的房子，不要說在美國，就是在上海也不太會找到！在這個四平方米的地上，堆滿著轟動了紐約畫界的青年油畫家艾軒那些正在創作之中的油畫精品！

　　「海夫納是條狼，」艾軒對我說，「他用我們的畫大把賺錢，只付給我們一點點可憐的數目。在北京時不知道，只想來美國總是好事，就什麼都答應了。哪想到像楊白勞畫押一樣，現在得不停地為他畫，為他掙，你說混帳不混帳？」

　　和艾軒擠在一個小屋的王沂東也講：「開幕式上我得意忘形了一陣，想這麼多美國名流都看上了我們的畫，在美國可以風光風光了！沒想到第二天就住到這個鬼地方來，真像個流浪漢，要什麼沒什麼！」王沂東是出身山東的一個傑出的畫家，《紐約時報》以顯著位置介紹了他。他說著，打開冰箱，「聽說你和艾軒是老朋友，我燒條豆腐魚，獻獻手藝吧！」

　　艾軒叫著：「這幾天，天天吃沂東燒的豆腐魚，只可惜是凍豆腐凍魚，沒在國內那麼好吃！」

　　我說：「艾軒，你還記得紅衛兵大串聯那會兒，你逼我們表演節目，才肯送給我們一點兒畫？後來我朗誦了一首艾青的詩《大堰河，我的保姆》，你聽完後說，那是我父親寫的詩，他正隔離審查呢，然後我們幾個小女孩萬分感動地燒了一碗糖醋黃魚請你吃？」

　　艾軒說：「記得記得！楊魯華呢？周鋒呢？熊曉群呢？那些上海的小紅衛兵們都在哪裡？」

　　我忙回答：「她們都還在上海，都成家了。」然後我說，「艾軒，你認識于廉嗎？」

　　「當然認識！他是我們中央美術學院的才子呢！」

　　「他在哪裡？……你知道他現在在哪裡？」

　　「不知道。只聽說他曾經在深圳和太太邵莉一起住了一陣，後來邵莉回了香港，不久後又去了法國留學，而于廉始終沒法拿到簽證，還留在國內，可能又回黑龍江去了吧！」又是黑龍江！我歎了口氣，為什麼線索一到黑龍江就斷了呢？

　　我又到了劉紅年在紐約的「家」，同樣是昆市住宅低廉的貧民區，同樣是窄小、零亂，除了放張床外，只夠放下幾個畫架。劉紅年的油畫《當我們年輕時》，描繪了北大荒的一鋪大炕上知識青年的各種姿態。其中一個青年還自得其樂地往燒開的水中打了一隻雞蛋。這幅畫曾震撼過一代知青的心靈。在全國美術展覽上得了大獎。他也是「文革」串連中自稱的「大哥哥」和我認識的。現在我們又串連到世界的另一個角落——紐約來了。他的生活看上去很清苦，雖然由於他在中央美術學院得到的深刻造詣和才能，使他的畫已被曼哈頓57街的一家畫廊所接納，但出售率很低，遠遠不能和極少數運氣好的中國畫家相比。他節衣縮食，還要資助接濟在北京病臥在醫院的妻子和五歲的女兒，常常陷入「斷炊」之憂慮中。

　　我把他的情況和我的擔保人講了，我的擔保人維廉·柯比先生很有錢，也很愛好藝術，他希望自己哪一天也能在佛羅里達州辦一個中國油畫畫廊，於是他讓我轉告劉紅年，以每一個月一千三百美元的固定工資，收購劉紅年所畫的任何油畫。有了這筆固定收入，搬去劉紅年心上的一大塊石頭。紐約畫廊需要時，他為畫廊畫；而畫廊沒有「任務」時，他為佛州柯比先生畫。由於柯比先生生性善良，又很惜才，對畫的大小尺寸、題材內容從不挑剔，在沒有人買的前提下一律先收進他的畫。並且還用飛機把劉紅年接到佛羅里達州兜風遊覽，他們倆漸漸成了忘年之交。

　　劉紅年為我四處打聽于廉的去向和下落。有一次他打電話告訴我：「周勵，有消息了！有消息了！」

　　「快，有什麼消息！快講！」

　　「于廉到日本去了。」

　　於是，在我的腦海中，邵莉在法國，于廉去日本。他倆為什麼不去一個國家呢？于廉在日本，在東京呢？還是大阪？地址在哪裡？

　　我繼續尋找于廉。在尋找過程中，既有對一個老友的關懷和思念，也有對青春時期一段感情經歷的深深懷念。看到電視上紐約市政府在中學裡普遍發放避孕套的決定，在紐約地鐵裡，看到那些號召青少年用避孕套尋樂發洩的官方廣告，這裡是性的氾濫伴隨著精神空虛、智力低下、物質欲、佔有欲無窮無止的海洋。比起北大荒小屋裡的繾綣的柔情和理性的抉擇，那種對知識如饑似渴的探求精神和對人生意義的追求，是那些濫用避孕套，在滾石樂中扭擺狂叫，用熏灰的手指一個接一個地傳遞著、貪婪無厭地抽吸著毒品，噴吐出一圈圈煙霧，和以能用針頭往靜脈裡注射昂貴的上等可卡因為自豪的美國青年所根本無法理解，也根本無法比擬的。想想在60年代，還有好萊塢明星簡·方達頭戴北越鋼盔在河內公開阻止美軍狂轟濫炸那樣的理想主義者，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剩下的只有毒品、酗酒、醉生夢死和對物質無止境的追求了。1989年，當一部名為《性·謊言·錄影帶》的電影風靡美國的時候，有位年邁的評論家說：這部電影的名稱，就足夠概括美國當今失落的一代人。

　　什麼是毒品？什麼是同性戀？我不知道。在這些方面，我屬美國的無知無識者。

　　于廉，你在哪裡？

　　我又找李丹心詢問于廉的消息。我是在劉紅年的畫展上遇到李丹心的。我的擔保人也特地從佛羅里達州趕到紐約參加劉紅年的畫展。可惜，幾十幅油畫只賣出四五幅。畫廊取去50％利潤後，到劉紅年手中的只有幾千元。這樣的畫展每年只辦一次，根本不夠維持在紐約一年的生活開銷及購買昂貴的畫布、顏料等繪畫材料。幸虧有柯比先生的「固定工資」，所以劉紅年的心情好多了，否則也只有一個方法——架著小木凳到街上賣寫生畫了。

　　李丹心正處於情緒的極度低落和內心的苦悶之中。這個以《西藏組畫》而享譽中國美術界的中央美術學院研究生，現在竟連一張畫也賣不出去！生活已經到了極度窮困的地步，他的妻子和女兒均在北京，對家人的思念和那種擺脫不了的孤獨感、失落感，使他感到已經走到了生活的盡頭。他對我說，他的神經快要崩潰了。

　　在油畫展大廳聽了他的這番話，我立即把他也介紹給我那正坐著輪椅、一張張欣賞劉紅年油畫的擔保人柯比。柯比這個善良的美國老人，深表同情，請李丹心一起到咖啡廳好好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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