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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

　　「我覺得自己完蛋了，」在咖啡廳裡，這位曾經由於國內報告文學《妙筆丹青》而一時風靡全國的青年油畫家用手使勁地抓著腦袋，痛苦地說，「什麼也畫不出了！既賣不出！也畫不出！……我不知道今後該怎麼辦？到餐館端盤子也可以，總比死不死活不活地什麼也幹不成好！……我再也不想畫了！有時候，我簡直想一死了之！活著太困難了！」

　　我聽了既吃驚，又難過，一句句地翻譯給柯比先生聽。李丹心在國內是較早出國的一批畫家，很多人羡慕他的才能和運氣。可誰又會想到，他在咖啡廳中這一番撕裂肺腑的痛苦呻吟？

　　柯比先生說，「我到你家去看看吧！」

　　當天夜裡，我推著擔保人的輪椅（他的雙腿已癱瘓），到了李丹心家。同樣在昆市區一所價格低廉的小屋內，比劉紅年和艾軒的地方稍稍大一些，一房一廳，但同樣是很狹小，光線黑暗，床上、地上、牆角、桌下到處都堆著他畫的那些賣不出去的油畫。

　　「把這些全收拾起來吧！……你開個價錢，我全部買了。」擔保人柯比先生說。

　　「我……」李丹心卻驚訝地瞪大著眼睛，簡直不相信這是真的。

　　「不要放棄！小夥子！」柯比先生說，「我是為了讓你不放棄油畫，才買下這些畫的。美國不像中國，在中國，也許油畫是你的愛好，或你有天才可以任意發揮。在美國，任何一種愛好或者特長，都只是你的謀生手段而已。不要放棄，不要去餐館打工，聽我的話，也許這段最困難的時期過去之後，你就會成功的。」

　　就這樣，李丹心意外地得到了一張兩萬美元的支票。他沒有放棄，至今還在作畫。（艾軒、王沂東、王懷慶都已回國，並在國內外畫壇繼續獲得成功。）

　　有一天，李丹心告訴了我一個驚人的消息：「于廉和邵莉離婚了！」「為什麼？他們為什麼離婚？」我又驚訝又悲傷。難道世界上竟沒有持久的、永恆的愛情嗎？

　　「據說是邵莉在法國提出離婚的，長期以來他們一直兩地生活，對她來講，可能太吃力、也太寂寞了……聽說于廉馬上接受離婚，他還在日本。」

　　「他在日本怎麼樣？你知道他的情況嗎？」

　　「不太清楚，」李丹心說，「有一個日本來的朋友告訴我，于廉曾舉辦過一次畫展，但是沒有成功。」

　　我繼續尋找于廉。1989年我回國時路經日本東京，聽說新宿有一家中國畫館，常舉辦中國大陸畫家的畫展。我匆匆地登上電氣火車來到新宿。近年來，新宿以聲色犬馬聞名於世，其知名度已經超過東京的銀座和紐約的百老匯。這裡燈火輝煌，鐘鼓齊鳴，喧嘩紛亂的夜總會沉浸在一片醉生夢死的享樂之中。一幢幢摩天大樓中紅燈搖曳，烈酒噴溢，來自世界各地的紳士貴人們，都在這裡縱欲無度地揮霍著自己的金錢和生命，他們嬉戲著、豪飲著、狂叫著，做著人生長樂的幻夢……

　　我走過一家一家酒店、舞廳、卡拉OK，打聽著哪兒是中國畫館。直到九點多，終於在一幢大廈底層的地庫中，找到了那個掛著一塊小木牌的中國畫館。我敲了半天門，才緩緩地從裡面出來了一個日本老人。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見我身穿奶油色的風衣，腳蹬高跟皮鞋，手裡提著一隻紫色的鱷魚皮名貴公文箱，頭髮長長地披在肩上，一副打扮入時的樣子。他把我當成了日本女人，或是日本公關小姐，嘴裡咕嚕嚕地講了一大堆日文，我一句都聽不懂。於是我試著用英文和他對話，這下一來他又把我當成了美國人，眼睛裡一副既恭敬又慌張的神色，可他一句英文也聽不懂。正在這時路過一個穿著西裝的日本中年人，我立即用英文叫住了他，幸虧他會英語。我讓他翻譯著問老人：「你知道有個叫于廉的中國畫家，到這兒來過嗎？」我並且拿出筆記本，在一張紙上大大地寫下于廉兩個字。他看了後，想了半天，說：

　　「大概三個月前吧，有兩個中國來的畫家，一個就是于廉，另一個大概是姓林吧，在這兒辦過一次畫展，但沒有賣出去幾張畫。他們手頭很拮据，畫展還沒到結束日期，就提前關門了，因為付不出展覽廳租金。」

　　「那麼，現在他們在哪裡呢？」我急促地問。

　　「不知道。聽說是去了橫濱，說是去讀書，還要教人畫畫什麼的……我是這兒看門的，很抱歉。」

　　天空下著濛濛細雨，日本老人匆匆跑進去關起了門。我鞠躬謝了那位有紳士風度的日本中年人，他對我說可以到警視廳或者移民局去查位址，我微笑著謝絕了。

　　回到紐約後，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我簡直不能相信，那是林斌——北大荒小屋中和于廉在一起的林斌打來的電話。

　　「我剛從日本來紐約一個多月。」林斌在電話中說：「于廉離婚後，情緒很不好，我和他一起辦的畫展也失敗了。我的日本簽證眼看到期，就借著美國一個美術團體的開會邀請，來紐約了。于廉的日本簽證也到期了，日本那地方是呆不了人的，移民局員警整天成批成批地在街上抓黑戶口。于廉也在設法來美國，原來講比我晚一個星期就可以出來，現在又沒有音訊了。不知是已經到紐約了呢？還是仍然在日本？」

　　如此說來，于廉很可能就在紐約？

　　「林斌，那你現在幹什麼呢？上學？還是工作？」

　　「還幹什麼？街頭賣畫唄，還有啥辦法？在別人國家，你不成功，就只能在精神上跪著。」

　　每一個戴過紅衛兵袖章的人，不管你以什麼心情去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你總會記得這個日子——8月18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25年前，我們狂熱、幼稚，被每一個政治口號搞得熱血沸騰，腦子裡充滿了為解放全人類獻身的理想。25年後的今天，我們卻在美國，冷靜地看著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兄弟，僅僅為了謀生而在黑人歹徒的槍口下中彈死去，我們能說什麼？

　　欲哭無淚。即使有淚，中國人的淚又值幾個錢？

　　1991年8月18日淩晨兩點，六個中國畫家又像往常一樣，為了躲避員警的突然襲擊和「違法」懲罰，悄悄地在深夜來到紐約時代廣場中心的45街，為行人寫生賣畫。當上海畫家林林被黑人歹徒槍殺之後，有個美國電視觀眾打電話給電視臺說：「怎麼能在半夜裡去時代廣場呢？那裡是個地獄啊！」是啊，在美國，誰不知道那裡是紅燈區，充滿販毒、賣淫、犯罪，歹徒如走獸橫行霸道？但那些中國畫家為什麼偏偏要去呢？為什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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