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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回到上海後，我被分配到上海市外貿局當醫生。整天與奔忙於世界各國各地的外銷員打交道，在他們的影響下，我對「對外貿易」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北京的信，打開一看，竟是于廉寫來的。他告訴我，他已考取中央美術學院研究生，他還告訴了我一個好消息，他的畫《楓》在全國美術展覽會上，評上了一等獎！他還在信中附上了《楓》的照片。我將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後緊緊地捧在胸前，我為他驕傲，我也為自己驕傲：我為之付出了青春代價的于廉，終於發出了耀眼的光芒！而這一道光芒，是我早在北大荒的小木屋，在爐火燃燒的畫架前，就看到了！我給他寫了一封長長的信，並且給他寄去了我根據北大荒兵團生活的回憶，在業餘時間寫的一個電影文學劇本。

　　又過了很長時間，大約有一年，他給我回了信。他講了他仔細地閱讀了我的電影文學劇本手稿，覺得像聞到了一股北大荒土地的氣息。但他對我的人物塑造提出了許多看法，說我把人物寫得太理想化了，「由各種不同的個性和品質糅合在一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末了，他告訴我一個消息，他和邵莉結婚了。像上封信一樣，他附來一張照片，穿著時髦新潮的邵莉在一個裝飾華麗的門廳內的攝像。她還是和過去一樣，只是那張原來略顯蒼白的臉上，抹了脂粉，使她看上去生動了一些。「邵莉去香港了，這是她在香港叔父家的留影。」他在照片背後寫著。信中他告訴我，他是在度完蜜月的最後一天，送邵莉去香港的。至於他，現在還在中央美術學院學習，等拿到碩士學位後，他會去香港和邵莉團聚。「但是還很難說清楚批得下來還是批不下來，政府對去香港的簽證一直控制很嚴。況且邵莉自己又沒有身份，只是短暫的探親而已。」

　　這是我收到他的最後一封信。

　　1985年8月，我離開上海去美國。在申請念美國大學研究生時，我變換了自己的專業——我要求學習商業管理和國際貿易。

　　在上海淮海中路美國駐滬總領館簽證處的小視窗，那個身材高大、金黃色的頭髮梳得光光滑滑的美國領事，瞪著一雙疑惑的藍眼睛問我：「你讀過醫學院，寫過論文，你是醫生，為什麼要改行？」第一次我回答不出來，於是簽證被拒絕了。一個月後，美國總領事館又來信讓我去面試簽證。我坦然地陳述了自己的理由，於是簽證被立即批准了。

　　談到棄醫改行，實際上理由很簡單：就像一個人在屋裡坐久了，想出門到外面去呼一下新鮮空氣一樣。而我在醫學這個屋子裡已經坐了整整十年。醫學是一項崇高的事業，尤其崇高和不易的是，它要求犧牲人的一切快樂。十年來，當我和我的心臟病人、癌症病人、晚期肺心病人、克山病人和一切內科疾病病人打交道時，我是絕對快樂不起來的。在我心頭上壓著的，是那些病人的生命，是他們一陣陣的呻吟，即使在治療之後把他們從死神翅膀之下搶救回人間，也還擔心著下一次病變，提心吊膽地害怕死神翅膀的黑影再次壓來……最難以忍受的是送治療無效的臨終病人去上帝那兒的時刻，他們的臉上明明白白地寫著：「我要活，我要活！去上帝那裡還太早！」可我卻做不到。每一個病人的死亡，都會使我幾天無法進食和入眠，常常在夢中被呼天搶地的家屬哭聲驚醒。這時，我心中充滿了內疚感、罪惡感，和對死者那種無法分割的痛惜。

　　我的心腸太軟。

　　不少美國醫生從病人那裡賺取的是錢。我從病人那裡賺取的是焦慮、內疚和罪惡感。當然，也有欣慰。

　　更實際地說，即使我願意在醫學領域繼續深造，美國醫學院驚人昂貴的學費也會讓我望而卻步，更何況美國醫學院只收綠卡居住者和美國公民，對外國人則只收交流訪問學者。我這個兩手空空來美國的自費留學生，根本不可能走進醫學院的大門。我開闢了一個對我來說完全新的領域：商業國際貿易。我相信，和在醫學上一樣，我絕對得不了諾貝爾獎，但我也不會幹得差勁。

　　在紐約州立大學研究生院，我一邊打工一邊讀商業管理課程。在學校裡，我認識了剛從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生院取得數學博士學位的麥克·伏赫勒。他是個身材高大，很有幽默感、藍眼睛的歐洲小夥子。我是專門著眼于男子的智力和氣質來愛的，當然，形象和談吐可以讓我一眼就看出他是否具備才華。我們結了婚。

　　現在，我已經經營著自己的JME國際貿易公司。1987年註冊成立公司時，麥克建議以我們兩人英文名字Julia Michael Eochler的字首為公司名稱。於是，我們在報上登了JME公司成立的大幅廣告。麥克掛著總裁的職稱，實際上他完全專注於他的新領域——電腦軟體設計之中。他在一個華爾街公司領導一個部門。JME公司的業務全部由我承攬。我奔走於美國各公司、各州進口商、中國廣交會和歐洲各國之間。我們的JME公司在幾年中已經小有名氣。

　　我也常常出入美國各種高級社交場合，周旋于社會名流、鉅賈富賈之中。有一次，在紐約著名的公園大道參加完一個宴會回來，我走在46街和百老匯交口處，想叫一輛計程車。突然，有一個人從身後叫住了我，用帶著北京口音的中國話說：「小姐，請停步！小姐，畫一張畫吧，畫得不好不要錢。」我回頭一看，是一個面色清瘦憔悴的青年，手中拿著一支用做寫生的炭筆，帶著請求的眼神望著我。我再往四周一看，在他身後竟有六七個畫家，帶著折疊的小凳子和畫架，在街頭招攬行人賣畫。

　　天氣很冷，紐約的秋末，風像刀子般地刮。那個拉我畫畫的青年——看上去和我年齡相似，穿著一件大陸制的薄衫，頭髮在寒風中抖動著，內衣領上也有幾道顏料蹭上的明顯痕跡。我想起于廉。在自己的同胞面前，我為自己的貂皮大衣和珠光寶氣的宴會禮服深感不安。我立即答應說：「好吧，就在這兒畫嗎？」

　　「就在這兒畫！」他突然變得像孩子般的高興，指著街頭一排生銹的鐵制折疊椅，叫我坐下。他又攤開自己的小折疊凳坐下，把畫架往雙腿上一架，叫我往右側看，頭不要動，於是便忽而看我，忽而看紙地刷刷畫起來。看起來他並不願意多說話，只是專心地畫著。由於我的頭必須固定在右側，正好是那一排空鐵椅的方向，在我面前展現了一幅圖畫：那五六個還沒有拉到客人的畫家們，各自夾著畫夾，四處走動顧盼，只要一個人路過，就紛紛湧上去，有時是三四個圍著一個人討價還價；有時是一人跟一個。有一個穿著牛仔茄克衫的青年追著一位美國婦人出了兩個街口，那位美國婦人一開始微笑著擺著手，但後來聽到那個中國青年飛快地把25美元降到20美元，又降到15美元。明白這似乎非拉不可時，那婦人便露出睥睨不屑的神情說了聲「Sorry」（對不起），揮手叫了輛計程車鑽進去逃走了。街頭的風刮得很猛，好不容易又有兩人拉到了客，我邊上多了兩個人，臉也向右看。使我剛才那種獨自在街頭展覽的尷尬不安稍稍平定了些。我禁不住問為我畫畫的青年：

　　「聽你口音是北京人，你來美國幾年了？」

　　「來四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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