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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突然傳來了一陣紛遝的腳步聲，俱樂部倉庫的小木門被推開了。三個小夥子見了我，驚詫地盯著我，我也同樣驚詫地、有點不太好意思地盯著他們。畢竟是我，闖到人家這兒來了。其中一個大個兒看樣子足有一米八十多，大闊臉盤上沾滿了黑灰和焦炭末，一雙小小的眼睛使勁瞪大著。他顯然是把我當成賊，對我愣頭愣腦地嚷嚷：「你是誰？怎麼鑽到我們這裡來啦？」邊上一個瘦瘦的、眼睛也是小小的帶著一點浮腫狀，穿著一身黃軍裝的小夥子（沈加蔚無論什麼時候，70年代還是80年代，總是一概不變地穿著那套黃色軍服）拉了拉大個子說：「別把人家嚇壞了，說不定她是師裡的大幹部，來咱們畫室搞視察呢！」說罷，他故意咳嗽幾聲，作立正狀。他那黃軍褲上被扯破一個大口子，球鞋上沾滿了各種顏色的油墨蹟。我看了看他倆，他們都屬於那種看上去其貌不揚，但思想敏捷、心地善良的人。

　　我的目光又轉向第三個人，他沒在看我，正盯著我面前小桌上那本翻開的日記本。我心裡很慌亂，真像做了賊一樣，心也怦怦地跳了起來。「對不起，」我說，「我是來找水喝的……我是師部醫院的，路過這裡。」我看著那本日記本，本來想說「我翻看了這本日記」，但終又不敢說出口。正在惶惶不安之時，他抬起頭來了。我遇到了他的目光，第一次看到了他的目光。如果說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車站上第一次遇到渥倫斯基並且被他的目光所震撼，在那一瞬間我強烈的感覺也正是如此。他的眼睛深邃明亮，使整個屋子頓時更加明亮起來，而那被濃密的、長長的睫毛掩蓋的眼神，更有一種對一切女孩子來說得人心魄的力量。我屏住了呼吸，凝視他，下意識地感到他也在凝視我。「一定是他的日記！那秀氣的鋼筆字跡，那字裡行間的風格，和他是多麼吻合！真是不能再吻合了！」

　　「你在師部醫院，是看病的？還是管人的？」他說話了，口吻輕鬆，既脆亮又渾厚，像多明哥的聲音。我懸著的心放了下來。「我是內科醫生，只管病人，不管正常人。」我回答。在我們醫院，保衛科、宣傳科、人事科、組織科都有不少知青，大多是從基層連隊或團裡調上來的，但上海知青當醫生的，只有我一個。

　　「怎麼，你們也去過師部醫院嗎？」我問。同時奇怪為什麼這三個畫家都滿面塵埃，衣衫扯破，像剛從廢墟裡鑽出來似的，「你們從哪裡來？怎麼搞成這副狼狽樣？」

　　「小掛彩。」大高個子說著，把外衣脫下往地上一扔，「下午糖廠著火了，來師部要人滅火，一時拔不到什麼人，我們仨到後勤部要了輛馬車趕去了。火勢真凶得很，幸虧是在燒倉庫裡的幾十噸糖，沒燒著人。我們一邊潑水一邊從火裡往外拖麻袋包，搞了半小時，師裡又送來一個連隊的人，不一會兒就撲滅了。瞧，雖然沒燒著，但手被焦木板劃破好幾塊皮呢！」他伸出手，我才看到十指上斑駁的血跡。

　　「你叫什麼名字？」

　　「林斌，北京人。」大個子帶著不可掩飾的驕傲自我介紹。「林斌，你要立即包紮！立即打破傷風預防針！懂嗎？」我又問邊上兩個，「你們有沒有傷？快讓我看看！火災時的焦灰和鐵銹末兒鑽進創傷皮膚，是最容易引起破傷風桿菌侵入的！」果然，瘦個子和日記本的主人也是十指紅腫、血跡斑斑。「你們都在這兒別動，我立即去醫院取紗布和破傷風針！」我真怨自己在偷闖他人之室的慌亂心虛中，竟沒有注意到站在面前的竟是三個救火歸來的傷患！

　　我一路小跑沖到醫院，背了急救箱，又到藥房取了注射針便奔回俱樂部。

　　在包紮、打針中，我知道了那瘦瘦的、文弱的，牙齒有點往外突出的小夥子是瀋陽人，叫沈加蔚。而那個一眼望去才貌出眾的，叫于廉，不用說，從日記中我就知道他是上海人，上海中學的。

　　「你家住在上海什麼地方？」我一面包紮，一面問他。「住淮海路，淮海坊。」于廉回答，「你也是上海人吧？」「我家也住在淮海路。你知道永隆食品公司和淮海大樓嗎？我們就住在那後面的一幢大樓，叫瑞華公寓。」

　　「瑞華公寓，我知道，我經常路過，看見小轎車出出進進的，不是尋常百姓人家……怎麼？看來你是上海哪位大幹部的千金了，馬上要回城了吧？」于廉眼望著傷口，問我。

　　「我不是什麼大幹部的千金，也絕對回不了上海。」我說，「只能在這裡給死神當助手。」

　　「死神？什麼死神？」林斌叫了起來，「不要開玩笑，剛才你講的什麼破傷風桿菌，還真怪嚇人的。我小時候一個同學就是爬籬笆摔下，被鐵絲網勾破了一個小口子，不幾天就死了。死得好痛苦，抽搐了三天三夜……快告訴我們，剛才打的這一針管用嗎？還來得及嗎？如果破傷風桿菌已經進了血液怎麼辦？」看到林斌這副驚慌的樣子，我暗自好笑，故意說：「如果破傷風桿菌已經進入血液的話，那就要看各位的運氣了。今天晚上，如果你們身上任何一塊肌肉有抽搐，請馬上到內科急診室來找我。」

　　將三個人包紮、注射完畢，我說：「我以破傷風桿菌的名義保證，今天這針，既拯救你們的肉體，也拯救你們的靈魂。」說罷，我抬起頭，欣賞著面前這三個剛才還是陌生的、現在卻是我病人的人。

　　突然，三個人幾乎不約而同地驚叫起來，林斌甚至跳了起來：「該死，手指頭上都纏上了紗布，怎麼畫畫？」

　　我說：「你們幾個的傷口都不深，只要不沾水，兩天之內一定恢復。」

　　「兩天不畫畫？」

　　「兩天不畫畫。」

　　一陣嘆息。是于廉的嘆息，林斌的嘆息，沈加蔚的嘆息。「當生命之星熄滅的時候……」于廉突然輕聲地、像朗誦般地、帶著沉思的語調說道，「米開朗基羅對前來幫助他懺悔的薩爾維蒂紅衣主教說：『在我剛剛對藝術有點入門時，我卻要死了，我正打算創作我真正的作品……'」

　　沈加蔚接著說：「達·芬奇，作為畫家、雕塑家、音樂家、數學家、天文學家、哲學家，臨死前說：『我從未完成一項工作。』」林斌講：「雷諾瓦臨死前，對病榻旁邊陪守他的人說：『請拿一支筆給我。』那人走到隔壁房間去找筆，在他匆匆地拿著一支筆回到床邊時，畫家已經斷了氣。」

　　又輪到于廉，他說：「柯洛臨死前，囑咐別人在他的墓志銘上刻上：『希望天堂也有繪畫。』」

　　這三個人在討論「死」時，對畫的深厚戀情，使我的心靈受到震動。這三個人——北京的、瀋陽的、上海的——從那天起，成了我的朋友。他們的博學、多才多藝和想像力，像北大荒原野上的春風，給我帶來了快樂，溫暖著我寂寞的心。而于廉，從我見到他的第一眼起，就有了一種從內心深處滋生起來的微妙的感覺，就像磁石對鐵產生的吸引力一樣。我總想常見到他，而每當我往俱樂部的小屋走去時，心裡總是蕩漾著一種混合著緊張、羞怯、渴望和騷動不安的情愫，而在見到他時，又立即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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