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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我深深歎了口氣，轉身正要離去，一個尖亮的女人的聲音從視窗傳出：「她來幹嘛？！」我側身抬頭，只見她從窗口伸出頭怒吼著：「哼！你不是很欣賞她嗎？為什麼不和她結婚？！你當初就不該來找我！……看人家回東北就一腳踢開，勢利鬼！」接著我聽到「啪」的一記響亮的耳光聲。 　　在一片哭叫和嘶喊聲中，我快步地逃出了四川北路弄堂。他的心緒越來越惡劣了，他到外貿大樓醫務室來找了我幾次。列印之後寄往幾家電影製片廠的劇本都被退回來。一是由於傅雷的原因——不知什麼原因，至今也沒有一部關於傅雷的電影或小說問世，只有一本傅敏編撰的《傅雷家書》。第二當然是由於裴陽自己，他還在審查中，沒有人願意冒險用他的稿。裴陽無可奈何地引用司馬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其實那時我不像人家想像的那麼好，現在我也不像人家想像的那麼壞。」 　　綿綿無盡、遙遙無期的審查在折磨著他的心靈和每一根神經。從1976年到1983年，整整七年時間，為了那份沒有執行的紅頭文件，沒完沒了地問話、交代、檢討，加之每天帶懲罰性質地在圖書館清掃地板、擦書櫥桌椅，使他快要崩潰了，而他那時連個黨員都不是（雖然檔中明確指明要突擊發展他入黨，以適應新的身份）。他說：「我懶於抛頭露面，對權力並不感興趣，如果說那時我有過激動，那是從少年起就養成的一種理想在激勵我。誰任命我，為什麼任命我，我根本不知道。那時我正在專注于翻譯《論語》，學校的政治活動能推就推……一股力量把我推到浪尖，連一分鐘都沒有停留；現在另一股力量又把我捲入海底，一下子就是令人窒息、無聊空虛的七年！我曾經告誡自己：把自己當正常人，不要去想什麼審查算了。於是全力寫作，可是哪裡會有人用我的劇本？這不等於宣佈政審還沒結束嗎？」 　　他學會了抽煙，他拼命地抽，在濃重的煙霧後面的那個他，已經有點面貌不清了。有時我想，他就是我從17歲起就苦苦追求的那個白馬王子？那個復旦大學意氣昂揚、光彩熠熠的尖子？他喝酒喝得很厲害，已經不再碰什麼葡萄酒、啤酒了，他喝五糧液，喝70°白酒，喝劣等進口酒，只要是烈酒，他就倒在杯裡，一口幹盡。唯一與眾不同的是，他永遠穿得整整齊齊，連襯衫領子都是他親手燙過的。 　　有一次，他對我說，他想到過死。 　　那是在他和我長談智利著名作家曼努埃爾·羅哈斯的短篇小說《不安的靈魂》時說的。他先是像以往那樣生動地給我講述了小說的片段： 　　每逢穿上一件新衣服，他——巴勃羅·貢薩萊斯那黯淡的青春就會被一種偉大而強烈的愛情的希望照亮。他的心中既充滿偉大的希望也保留著細小的記憶。每天早晨，只要鬧鐘用它那冒失的鈴聲把他驚醒，他就坐在床上這樣問自己說：「今天我希望什麼呢？」（說到這裡，裴陽的眼光顯得很黯淡。）當他沒什麼可希望，當他考慮一會兒意識到這一天沒有什麼東西也沒有什麼人——一封信，一本書或一次約會——能夠給他帶來一種理由或動機，證明他應該生活下去的時候，他就感到一陣心酸。當辦事員那6年（只有6年，不是7年！）的愚蠢生活為他留下的神經衰弱症就會從他那神秘的頭腦傳播到每根失調的神經上去。 　　但是，今天不同。他穿上了一件新外套，希望便油然而生，他有權利希望許多東西。 　　……神經衰弱症已經打開它那陰暗閣樓的門，嘲諷的微笑打消了他的新外套為他帶來的一點快樂。事情往往如此：他關於生活的一切想法，總是轉彎抹角、神不知鬼不覺地化為死的念頭（說到這裡，裴陽停頓了許久）。 　　死亡是一種生理現象嗎？肉體死亡的時候，精神力量同時也消失嗎？……貢薩萊斯雖然讀過柏拉圖的《蘇格拉底的辯護詞》，但還是很失望。「他為什麼失望呢？」裴陽說，唯物主義者們的著作也沒有能夠用他們那泛神論的泥土填滿貢薩萊斯那疑問重重的深坑。唯靈論者和生物學家們在他這個被迫充當思想家的銀行小職員的疲憊頭腦中揮舞著拳頭。蘇格拉底、梅特林克、柏克森、莫萊斯喬特……只給他的痛苦增加了哲理，他的思想卻像抓著這兩面對立的絕壁向懸崖下跌落下去……（裴陽又打開一包煙）。 　　他就這樣思緒沉沉地穿過喧鬧的中心大街，他的身體平靜地向前行進，靈魂卻煩躁不安。他想著死亡……世界上的一切痛苦，大地上的一切悲傷和大海上的全部孤獨頓時像鐵錘砸花生一樣落在他身上，他覺得自己渺小不堪，痛哭起來，拼命抽泣…… 　　他往哪裡躲呢？他怎麼能逃得開呢？他為什麼一定要活著呢？為什麼要每天穿上西裝，穿過馬路去上班，裝出一個活人的樣子，而滿腦子想到的只是一個字——死。 　　裴陽講到這裡，臉色由蒼白變為鐵青，就像一個面對著墓塚的人那樣呆滯，眼光裡浮著迎接末日的那種淡淡的哀傷。「我一連讀了幾遍……我不怕死，我很早就對你講過為了祖國我可以隨時獻身。但是現在，我的這副軀殼只能為自己停止痛苦作貢獻了。」 　　這是他第一次和我談到死。我理解他的心情，我並不當真，我為了檔案袋的事也曾想到過死。我只是表示對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寫的《蘇格拉底的辯護詞》很感興趣，我很久就聽說過，但一直沒有讀過它的全文。 　　又過了三個星期，裴陽又像往常那樣突然降臨在我的醫務室（裴陽在受審查的第二年即1978年，即恢復了部分行動上的自由），並且提議去外灘走走，我拒絕了。自從上次在他家窗下目睹了其驚心動魄程度不亞於《星球大戰》的「雨點戰」，我已經嚇得再也不敢和他一起散步了，生怕給他的家庭帶來更大的災難。由於我常常下班後仍然在安靜的醫務室寫作或者看書，他只要路過外灘看到我的視窗亮著燈光，就會上來。他仍然是渾身散發著一股酒味，一坐下來就點煙，一聲不響地抽上十幾分鐘；他仍然看上去心事很重，十年前他那深邃迷人的大眼睛裡流露出來的孩子般的笑，仿佛已經永遠消失了。他眯縫著眼睛吞雲吐霧，當那支煙快要吸完的時候，他摁滅了煙頭，「上次從你這裡回去後，我把《蘇格拉底的辯護詞》全部翻譯出來了，你願意聽我念嗎？」沒等我回答，他已經用英語背誦起來了：（引自柏拉圖對話錄） 　　Let us reelect in another way，and we shall see that there is great reason to hope that death is a good； 　　for one of two things——either death is a state of nothingness and utter un－consciousness，or，as men say,there is a change and migration of the soul from this world to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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