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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我要上大學了！像做夢一樣，我要走向那夢寐以求的明亮的課堂了！我才22歲，我還年輕，在中學成績單上，我的功課一直名列前茅！那幾天我興奮得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我驚訝的是竟有這麼多人選舉我，而我不久前還在荒野放豬，提心吊膽地想著那只檔案袋，到醫院後一年來我也一直是在倒馬桶洗被褥。高思師長早已消失，我什麼背景也沒有，父母還在呼瑪河南屯種地，而我竟在一夜之間成了一名大學生！我感到一種人情的溫暖，從此以後我相信夢想是能成真的，奇跡會發生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政審順利地通過了，我興奮地開始打點行李，整理書籍。大連這個城市在我腦子裡成了一片蔚藍色的海洋，多少年沒有看到大海了！我給裴陽寫了封長信，告訴他我被選送到大連學醫，我將成為一名醫生。我曾經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名作家，或是一名記者，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會成為一名穿著白大褂的醫生，我告訴他我多麼希望早點兒看到那美麗的大海……

　　在我給他發出那封信後的一個夜晚，我正在酣睡中，被話務室的一個話務員推醒，那個女孩披著大衣，睡眼惺忪地連連催促我：「電話！你，電話！……上海來的長途！」

　　我一下子從床上跳起來，跑到話務室，我想一定是奶奶病了，或是上海的兩個妹妹出了什麼問題。拿起話筒，只聽裡面一個遙遠的、熟悉的聲音在竭力嘶喊著：「你聽得到嗎？……我是裴陽呵！」

　　裴陽來的電話！天哪！他給我打長途！一股溫情湧上我的心頭，我暫態間確認了他是愛著我的，正如我瘋狂地、癡迷地愛著他！心靈的顫慄使我難以聽清這遙遠的、壓在一片雜音下面的他的聲音，隱約中聽他說了這麼一句：

　　「我在五角場給你撥了四個小時！……」

　　他顯然是在使盡全力地希望我聽清楚每一個字：

　　「等上海高校的招生！……復旦和上海一醫，再過幾個月就要去東北招生了……你再等一等，不要去大連！……」五角場！他站在寒風中給我足足撥了四個小時的電話，我一下子明白了。但是，提出不去大連不符合我的性格，可我又不願意失去他（我已經強烈地感受到這是他向我示意的一次機會，而我正在失去它！）。我苦思瞑想，經過幾天的思想鬥爭，終於向科主任提出我想放棄去大連的名額，理由是我的男朋友（我已經這麼稱呼裴陽了）在上海，他希望我今後有機會回上海去讀書。

　　外科主任瞪大著眼睛說：「這怎麼可以呢？你的材料已經送去大連，再說，你怎麼知道上海的那些高校就一定會到我們醫院來招生？」我感到萬分羞愧，我覺得我辜負了那些高舉著的手。我沒有再多說一句，於1972年秋天來到了大連。無論如何，那個從上海打到北大荒的長途電話，是我初戀的高潮，我就像被他吻過，被他拉著手走過森林那樣，內心充滿了甜蜜的感覺。一到大連，我就奔向大海，我看到那羞澀的夕陽泛起紅暈，她馬上就要吻那藍得像寶石一般、剽悍而有力的大海了。那浪花不安地躁動，仿佛是大海還不適應這突如其來的幸福。

　　我面對著大海，一直想像著、揣測著他如何在五角場的深夜給我撥電話——他根本不知道雙山五師醫院的電話號碼，甚至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因為這兒的電話除了通向各個連隊或團營外，是不對外的，他居然掛到了我的床頭。裴陽！我的裴陽！如醉如狂的自豪和歡欣的心理在大海壯麗的波濤前已經清醒過來，變為一種柔和的、甜蜜的、沉默的快感——我甚至想到我應當爭取畢業以後回上海，那樣我們就永遠誰也不離開誰了！

　　他給我寄來了一封信，他並沒有因為我沒有放棄去大連而不悅，正好相反，他的信像一首散文詩：

　　「你非常愛海，從你的信中可以看得出。我也有時獨自到江灣海邊散步，是的，海的確有一種魔力，當你看到那碧藍發亮、一望無際的洶湧波濤時，一切世俗的煩惱、卑微與委瑣，就會蕩滌一盡，你的整個心胸就會敞開來與大海緊緊擁抱，你會感到雄渾、遼闊、莊嚴和心靈淨化。你一定還記得《約翰·克利斯朵夫》中那段話，莫札特像水一般的溫柔，他的作品是海畔的一片草原，在江上飄浮的一層透明的薄霧；貝多芬像火一般熱情，如烈焰飛騰，四面八方射出驚心動魄的霹靂。順便講一句，我很愛聽古典音樂，包括鋼琴協奏曲和交響樂，復旦有一種圓盤式的答錄機，裡面錄滿了我喜愛的音樂，你在醫學院學習，能不能聽到貝多芬，或者巴赫？……」

　　我寫信告訴他我既聽不到貝多芬，也聽不到巴赫，我被困頓在屍體堆中。一開學解剖課教授就告訴我們屍體不夠，要20個學生合用一具，很快就發生了一件令我終生難忘的事，那天報上登出有12個罪犯被判死刑，教授連忙設法給刑場打了電話，他在電話中叫嚷說，不能讓第一批工農兵學員手中沒有解剖學教具。第二天下午，一輛灰色的獄車開進校門，車中是剛剛被槍斃的那12個犯人的屍體。有一個人是女的，看上去三十多歲，很年輕，彈洞在她的左腦門上，已被凝結的血液堵塞，那是一個很深的彈洞——我第一次看到這樣令人恐懼的彈洞。她穿著整齊的鞋和襪，不知道她那天早上穿上時是如何想的，她當然知道這是她的最後一個早晨，可她還是穿上了一雙帶條紋的尼龍襪和一雙帶絆紐的藍布鞋。

　　她胸前的牌子上寫著「流氓犯」三個字，這令我想起霍桑的小說《紅字》，同時湧起一個念頭：她會不會是因為去和情人相見而被槍斃的？那另外11具屍體全是男人，有五十幾歲，也有三十幾歲，胸前掛著各種各樣在當時所時興的、不同的牌子。有的人腦門上留了兩個彈洞，大概是死得不太痛快吧；有的人在胸口或背部還補了一槍。最可怕和令人難以忍受的是目睹這些身上還冒著熱氣的死刑犯的面部和如死魚般驚恐地大睜著的眼睛。教授穿著白大褂，帶著乳膠手套，興奮地跑來跑去來回張羅。我是班長，不管我表現得多麼害怕和噁心，我必須帶領全班同學把屍體上的衣服脫掉，洗去血跡，然後把屍體搬進盛滿福馬林防腐液的浸泡缸中，以備解剖課用。等這一切幹完，我突然失去知覺，昏倒在地，後來整整三天躺在學生宿舍的單人床上不能動彈，內科教授說我是「低血壓性休克」。

　　從此以後，我特別害怕上解剖課。

　　幾個月之後的生理課也堪稱得上驚心動魄。教授在課上講男女生殖系統功能，我們雖然都二十出頭，但是在這方面的知識除了幻想便是一片空白，老師指著觸目的男女生殖器官大掛圖，那些令人之心怦然大作的話就從他平靜的口中吐出：勃起、高潮、粘液、充血……老師把人類繁殖手段最初過程的步驟詳盡地、一步步地解釋，還不斷地拿著粉筆在黑板上畫更為詳盡的圖示，全班40個男女同學臉漲得通紅，課堂上可以聽到40顆心跳的聲音，大家屏聲息氣，幾乎要昏了過去。不過那堂課並沒有褻瀆我們神聖的心靈。學校不允許戀愛，沒有人敢公開戀愛，直到畢業時都是這樣。當時有一條規定：如發現學生行為不軌，立即送回原地，開除校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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