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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到了師部醫院，我才知道我幹的活兒和放豬在性質上沒有什麼兩樣。醫院裡幾乎都是走後門進來的青年，光是師、團長的子女就有十多個，他們當然是分配到化驗室，X光室這類部門去工作，也有的當上了護士。我被分配到外科當衛生員，那裡有個當地老女人剛退了休，我接替她的工作。我每天要換洗三十多個病人的被單被套，一清早起來到病房倒大小便、刷痰盂、掃地，最可怕的是如果有人死了，我還要負責收屍，把屍體運到醫院西北角一個當作停屍房的小木棚裡去，這是我從小就最最害怕的事情。我的手指頭在水中都泡腫了，由於不停地洗，十個指頭都滲著被洗衣板磨破的鮮血，不過我仍然像在連隊放豬時那樣，喜歡一邊幹活一邊唱歌，我幹活時的歌聲很快吸引了病員，寇里的醫生和護士們也對我這個剛從連隊上來的「土冒」越來越友好，年終總評時，我被評為全醫院的衛生員標兵。 　　不久，「九·一三」事件發生了，三叉戟的爆炸像驚雷一樣震撼著我們，任何辯解和托詞都掩蓋不住那使人靈魂顫慄的閃光！當一場深刻的精神危機降臨在每個人頭上時，我推開了醫院組織科的玻璃門。 　　組織科幹事張佩娣在辦公桌後站了起來，望著我嚴肅的臉。她不知道我為什麼要來組織科，在人們印象中，我只是個喜歡唱歌、洗被單很勤快的女孩。 　　「請你把我的檔案拿出來。」我對張佩娣說。 　　她睜著兩隻水汪汪的大眼睛望著我。她是老高三，比我大四歲，也是從上海來的知青，由於出生三代工人家庭，在高中就入了黨，所以她是被上級分配到組織科管檔案的。她後來成了我的知心朋友，我才知道即使在組織科人事幹部那張呆板的面孔後面，也有一顆寂寞的、渴望愛情的心靈。 　　「你要檔案幹什麼？」看她的神情，顯然是沒有看過我檔案裡的材料。 　　「林彪完蛋了，我要求組織科重新審理我的檔案。」「什麼？……怎麼回事？」她一邊囁嚅地說道，一邊打開文件櫃，找出了那個要了命的、泛著蠟黃顏色的牛皮紙袋。她窸窸窣窣地從我的檔案袋裡抖出一大堆材料，默默地流覽著，那都是些批判稿，還有工宣隊強迫我寫的檢討，其中一大罪名是對英明、卓越的副統帥的不恭懷疑之詞。 　　「這好辦。」張佩娣把材料摞在一起，面色鎮定地打開抽屜，取出一隻火柴盒，在那一刹那間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見她「嚓」地一聲點燃了火柴，一手攥著一大把材料，一手在紙上點燃了火，不到一分鐘，那些在我檔案袋中躺了整整三年的一大堆材料，那只佔據在我憂鬱的心中的魔鬼——頃刻間化為一團青煙，成了燒得焦糊發黑的紙末。我情不自禁地撲上去，抱住張佩娣的肩頭，淚水撲撲地掉落下來……張佩娣！直到今天，我仍然懷著深情和感激呼喚著你的名字，你看上去是那麼拘謹，在醫院裡沒有什麼人和你說話，可你辦起事來竟這樣果斷得出奇！在你心中，也一定藏著一把火吧！就這樣，沒有任何人知道，我的檔案袋裡已經成了一隻扁扁的、和別人一樣的檔案袋了。 　　有時候，和別人一樣就是一種幸福！暫態間，北大荒的天空變得澄藍，鳥兒在快活地啼鳴，高高的鑽天楊嘩啦啦地發出聲響，內心的萎頓和憂鬱，那排遣不了的黑暗，那夢魘中的呼喊統統成為過去！解放了！我解放了！在人的尊嚴被恢復的第一個瞬間，我想到的就是，給他寫信！給裴陽寫信！ 　　我仍然愛著他，發瘋似的愛著他。我比張佩娣幸運多了，至少我還有一個幻想中的愛人，而在她近三十年的生涯中，異性始終是一片空白，無論在頭腦還是在心靈中。有時候我看見她癡癡地發呆，有時候她又東摸西忙，魂不守舍的樣子，我心裡對她充滿了同情。由於生理的成熟和那早已騷動不甯的青春情愫，她也和我一樣需要愛，可是她只能在長期痛苦的自我禁錮中，帶著無望的情欲和心靈的孤寂打發青春，回到上海時她已是33歲了，後來她和一個工人匆匆結了婚。 　　我給裴陽寫了封長長的信，並且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對「九·一三」事件和我檔案材料的燒毀滅跡表現出來的那種灑脫態度使我暗暗吃驚，他在信中這樣寫道： 　　「站在高岸上遙看顛簸于大海的行船是愉快的，站在堡壘中遙看激戰中的戰場也是愉快的。但是沒有能比攀援于真理的高峰之上，然後俯視來路上的層層迷嶂、煙霧和曲折更愉快了……」 　　他說「九·一三」事件並沒有使他像一般人那樣感到震驚，並且講他對政治已經不甚感興趣，他已經退出了學校大批判組，雖然他還是校革委會委員，但他已經把興趣和注意力轉移到文學上。他大量地閱讀，即使是在那些「長得令人厭倦的會議上」，他也閱讀自己的筆記和摘要。「世界上再沒有比文學更高尚、更令人振奮的了！」他說他打算用英文翻譯《論語》和《離騷》，末了他寫道：「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他說人切不可有狂妄得意之心，即使現在看來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未來的一切仍將是不可預測的…… 　　我拿著這封信，心裡快活得發抖，裴陽終於又站到了我的面前！從此之後，不管他回信不回信，我每三天給他寫一封信，最快樂的時候就是捧著信跑到郵局，把信扔進郵筒裡的那一刻。 　　1972年，當冰河剛剛開始在春汛中融化時，一個消息傳到醫院：大連醫學專科學院向五師醫院招收第一批工農兵學員。醫院各科一個名額，我認為自己簡直是沒有希望的，不要說上大學，就是向上爬到護士都很困難，雖然我多次得到嘉獎，但我不是師長、團長的女兒，順著溜滑的前程之梯往上爬的時候，在每一個階梯上都有那些兵團和部隊首長的兒女們擠我。然而，那一年卻是通過嚴格的選舉形式推薦青年上大學的，每一個高舉的手都能決定一個人的命運。當外科主任念到我的名字：「周勵」時，我驚異地看到舉起了一片手！連伸長脖子躲在門口看熱鬧的病員也舉起了手——我的心從來沒有這麼劇烈地、因為榮譽過分地給了我而怦怦跳動，外科領導很快根據舉手多少決定了把那一個名額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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