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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不知怎麼，他一句話也沒說，只是望著我，我也默默地望著他。橋頭上的風吹亂了他烏黑的頭髮，我就像看著一部電影似的望著他。多年以後，他對我說，我站在橋上，滿臉憂傷的樣子，使他困惑，並且不由產生了一種憐愛之心。幾分鐘後，他和同伴走向橋東面的蔡永祥紀念館，我們走向西面橋尾，當我回過頭去再望一眼那位復旦大學生時，我發現他也正回轉頭，在遙遠的橋那頭望著我。

　　原以為會像天上的流星轉瞬即逝，很快地對橋頭上發生的事也淡忘了（那兩張膠捲寄回了橋頭堡），沒有想到幾星期後在復旦又碰到他，而且知道了他就是在整個復旦校園，甚至整個上海都十分聞名的裴陽。

　　和他在復旦碰面純屬偶然。我姐姐是復旦大學化學系三年級的學生，我常常以我姐姐為驕傲。她一貫是正統的好學生，從不惹麻煩，父母親十分喜愛她。在我10歲時，有一次爸爸帶姐姐去看戲，爸爸講我不懂京劇，怎麼也不肯帶上我，是市委派的黑轎車來接他們的。半夜裡我已經入睡，從劇院回來的姐姐拼命地把我搖醒：「我見到了毛主席！……快起來呀！我見到了毛主席！」我一骨碌爬起來，驚呆地望著滿面紅光的姐姐興奮地敘述：「在京戲開幕前，報幕員講，毛主席也來看戲了，我就拼命地擠出座位，沖到前面第一排，爸爸急急忙忙地緊追著我，毛主席就坐在第二排當中！我跑到毛主席面前，敬了隊禮，毛主席和藹地笑著說：『小鬼，你也來啦？'說著，用他那只溫暖的大手，握住了我的手！……我是多麼幸福啊！……你要摸一摸我的手嗎？這是毛主席握過的手啊！」

　　興奮、羡慕、嫉妒、懊惱……我們倆姐妹一夜也沒睡好覺，我更加以我姐姐為驕傲了。不久，她在《中國少年報》上登了一篇作文，題目是：《我見到了毛主席》。姐姐由同濟附中考入復旦大學後，馬上被選為班長和系團委委員，她的功課一直是拔尖的。每逢週末她回到家裡，總是滔滔不絕地對我們講述復旦校園發生的事。1964年，毛主席提出要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並且對全國幾所著名的高等學府提出：要培養幾個中央級的接班人，還提出要年輕，思想不要有框框……任務下達到復旦，復旦校長兼黨委書記在人才濟濟的幾千名大學生、研究生中，挑選了兩名學生作為接班人重點培養：國際關係系的裴陽和新聞系的一位學生。1966年在復旦大學提到這兩位學生的名字，就像1991年在波斯灣戰爭中提起美國斯瓦思柯夫將軍一樣。我姐姐每次回家，都要帶回裴陽寫的範文，或是裴陽和新聞系那位學生兩人聯名在全國各大報刊上發表的大篇文章。「這是復旦的驕傲！」我姐姐說。

　　那天我去復旦找我姐姐——我幾乎每星期都騎著自行車往復旦跑。我要姐姐幫我搞一本約翰·裡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帶到北大荒去，我那時正在整理去兵團的行囊和書箱。姐姐對我說，這類政治史記性小說她們化學系沒有，她讓我去國際關係系問問，也許能碰上運氣。那時社會上的圖書館差不多都已經砸爛了，許多書籍散落在大學生手中。

　　我走到距離化學系有兩、三幢樓的國際關係系，聽我姐姐說，國際關係系培養三種人：資深的國際問題研究專家、外交人才和高等學府的教授。這是一幢五層樓的紅色磚樓，我一直夢想自己哪天能夠進入這個系，但是我將要奔赴北大荒，夢想總是夢想。當我走進這座樓時，仍恍若在夢幻中。樓梯和走廊間靜得出奇，牆上也沒有什麼大字報，比起當時正在開展大批判運動如火如荼的復旦校園，這裡簡直像另一個世界，連一個人也沒有。我一直走到四樓，終於看到一扇稍稍開著的門，大白天裡面也亮著燈，我輕輕地敲了一下門上的玻璃，聽到了一個聲音：「請進來」，便推開門走了進去。

　　這是一間在當時可以稱作「典雅」的寬大的辦公室，兩扇大玻璃窗加上幾支日光燈的照亮，房間內顯得明亮開闊，四壁都是陳舊的棕色的木制老式書櫥，透過書櫥的玻璃，可以看到一排排中文和外文的、都是國際政治方面的書籍。最令人驚奇的是，窗臺上還有一盆小而別致的萬年松，這被照料得很好的盆景，給這屋子帶來了一股盎然的生氣。坐在一張很寬大的、堆滿了書籍報刊的辦公桌後面的那個人，正俯首疾書著什麼，我想他在說「請進來」時，也不曾抬一下頭。他寫得很快，當他的筆劃上了最後一個句號，並且把信箋塞進信封時，他抬起了頭，幾乎在同一瞬間，我們倆都發出了一個驚奇的聲音：「——是你？！在大橋上碰見的人？」

　　他比一個月前我在大橋上遇見他的時候更瀟灑了，穿著一件雪白的襯衫，領子筆挺地翻開，套了一件米色開司米毛衣，他看人的時候，目光總是咄咄逼人，這是一雙中國南方的、深深凹陷的眼睛，烏黑的眸子透過長長的睫毛發出攝人心魄的光芒，他的鼻子不很挺，嘴唇很厚，但棱角分明。他沉思的時候像個飽經滄桑的學者，「嘿嘿」一笑時，又像個孩子那樣開朗自在。現在想起來，他那時只有22歲，而在當時只有17歲的我的眼裡，他竟是如此偉岸得高不可攀。

　　「你怎麼會到復旦來？」他站起身子到窗臺旁去拿暖瓶沏茶。

　　「我想搞一本美國記者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帶到北大荒去。」

　　「什麼？……你要去北大荒嗎？……帶約翰·裡德的書去北大荒，很有意思！」他拿起一張紙頭，刷刷地寫了幾行字，遞給我，「你去找我的這個朋友，他會幫你搞到這本書的。」我高興地接過紙條，他在錢塘江大橋上救了我們的膠捲，現在又為我找到了那本書，命運的機遇真是實在奇妙！我道謝後，電話鈴聲急促地響起來，看來他很忙，我本不該如此冒昧地打擾他。我想我應當馬上離開，回到我姐姐那裡去，可是這所房間竟像一塊強大的磁石，使我站在那裡一動不動，這是我冥冥之中一直嚮往的理想境界：滿屋的書，明亮的窗，寬大的辦公桌……況且，我姐姐班上也有許多聰明幽默的男同學，但就氣質來講，沒有一個能與他相比。我呆呆地凝視著他躬起身子去接電話，突然，我聽到他在講：

　　「是啊！我就是裴陽！……什麼？去市里開會？晚上七點？」他一邊回答，一邊伸手拿鉛筆在一張大月曆上畫著，那張平面月曆上被紅色或黑色的筆勾滿了圈圈。

　　裴陽！他就是裴陽！我感到興奮卻並不驚訝。我心目中的裴陽，我姐姐常提起並且稱為「復旦的驕傲」的裴陽，就應該是這樣一種人！

　　我充滿敬仰之心凝視著他打電話的神情，他一點也不興奮，聲音平靜，帶著很好聽的喉音。他一面回答，一面翻著桌上的一大堆檔，邊找邊回答。我很驚訝他會在這麼一個安靜優雅的辦公室裡日理萬機，好像復旦、上海每個角落都將電話線通到他的辦公桌底下似的。

　　他終於放下了電話，望著我微笑著，他顯然並沒有忘記我一直筆直地站立在他的辦公桌前。

　　「我早就聽我姐姐講到過你。」我說。

　　「你姐姐？」

　　我告訴他我姐姐是化學系三年級的，不是什麼出名人物，但「文革」開始之前她是班長。

　　他看來對我姐姐並不感興趣，因為他馬上問我：

　　「你的神情看上去很憂鬱，你能不能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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