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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我們坐了一個小時，他似乎不願提起他寫的任何一部作品，因為那時報刊上正連篇累牘地批判他的書皆為大毒草，並且誣稱他是由於崇拜巴枯甯和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才把自己的名字改作了巴金。他的侄子一再地試圖安慰他，讓他當心身體，甚至提出讓他不要看任何一份報紙。我則堅信他是沒有罪的，我對面前這個老人像對一座豐碑一樣充滿了敬意。從巴金家裡出來，已經是華燈初放的黃昏了，沒有晚霞，沒有歌聲，我的心中卻充滿了喜悅。我和他一直從武康路走到了永嘉路，在他家門口那棵法國梧桐樹下，我們有談不完的話，但大多時是我在談。我給他背誦《聯共（布）黨史》中的精采片段，和他講那份阻止史達林掌權的《列寧遺囑》，也談對「文革」這場運動的種種焦慮，對當時中央文革小組中的某些大人物的懷疑與鄙視……他總是靜靜地、口角帶著微笑地聽我講，他善解人意，卻不喜歡表達。但是，當你看到他那雙如一頭小花鹿般的烏黑光亮的眼睛正盯著你，一動不動地盯著你，你就無法停止和他談話，無法和他說一聲「再見」。 　　那年夏天，我們在淮海路、常熟路、永嘉路上一共走了多少遍，我已經記不得了。每天看不到他的時候，我就會想他；每次見到他，我會覺得心怦怦跳，全身的血液在奔騰，可是一和他談話就平靜了下來。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會產生一種渴望，我渴望去拉住他的手，啊，如果能拉起他的手，那該湧起多麼幸福的波濤！ 　　我從來沒有拉過他的手，我們互相連一根手指頭都沒有碰過，他沉靜的個性能夠接受我的任何思想：從《斯巴達克思》到《奧賽羅》，從黑格爾到史達林。當我告訴他，我給《文匯報》寫了那封信時，他一點也沒有表露出任何驚訝和恐慌，好像我早就應該寫那封信似的。我們又一起去看了幾次巴金，我不敢用自己滿腹的疑問去打擾這位正在受難的老人，我深知任何一場嚴肅的談話都會給他徒增更重的思想負擔，我試圖為他倒一杯開水，或是整理一下零亂的房間，儘量少說話地同他一起打發一個黃昏或一段時間。 　　有一次，他指著一大排空著的書架，那上面放著幾隻藥瓶和雜物，他的胸膛裡發出了嘶嘶的聲音：「那麼多的書，都搜走了！……」那種發自肺腑的悲哀，使我難過了許久。還有一次，他對我的同伴說：「小濟（他的名字），要好好學習外語……外語是人生鬥爭的武器，這是馬克思說的，你懂嗎？」他特意提高了語調，強調「馬克思」這三個字，仿佛這是他對侄子的某種期待的必不可缺的後盾。他瘦弱的身影在房間裡摸索著，常常面對著一大堆檢討材料仰天嘆息……20年後，當我從美國回到上海，看到武康路上那所被層層護衛起來的住宅，心裡真有說不出的萬般感慨，耳邊仿佛又響起了他的嘆息聲。 　　我的那封信很快被《文匯報》社退回了學校，並且立即掀起了巨大波瀾。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大字報、黑板報連篇的批判檄文中。工宣隊、軍宣隊、造反派如魚貫般地輪流不息找我問話，對我進行審查，將我的學習筆記、日記通通搜去。有一天，學校裡突然刷出了一條大標語：「揪出《一封信》後面的黑手！」有人揭發在武康路巴金住宅門口看到我和小濟，並且說我常常和他在一起。又過了幾天，學校居然出現了批判巴金的大字報，而且宣稱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絕對寫不出如此尖銳、引經據典、政論性極強的文章，後面一定有一個長鬍子的黑手，連《文匯報》也不相信。我氣極了，噩夢整夜整夜地纏繞著我，我生怕巴金會知道這一切，我生怕羸弱的老人會突然死掉……有一天，我從工宣隊的審查室出來，剛跨出校門，一個聲音喊住了我。是他，又是他，他曾經多次地等在離審查室不遠的角落，我一出來，他便追上我的腳步——可是現在，校園裡滿是批判我和莫名其妙地批判他姑夫的大字報，我怎麼能再授人以柄呢？ 　　「等一下！」他跑了上來：「我不怕，你也不用怕……」我不敢回頭望他，我沒有理睬他，加快腳步拼命地走著，直至走到高安路的弄堂口，我猛一回頭，像發瘋似的叫道：「不要跟著我！……不要再和我講話！你明白嗎？你難道不知道這是在害你姑夫嗎？……你難道願意看到別人借著你和我，再往他身上砍一刀？！」 　　性格向來沉靜的他，被我幾乎失去常態的大叫震懵了，他愣愣地站在那裡，過了一會兒，他一轉身跑掉了…… 　　他比我高一年級，比我早一年下鄉。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看到那雙如同小花鹿一般烏黑發亮的眼睛。 　　如果連手指頭也沒有碰過，這算不算戀愛，我不知道。但是幻想的翅膀已經被砍掉，我鬱鬱寡言，心中充滿痛苦，我知道我已經不能再回頭：我不能放棄理性的思索。我渴望有一個比我更通事理，學識淵博的人，把我從思維的一片迷亂之中拯救出來；不管是什麼人，男的或是女的，也不管年紀多大，只要我相信他、崇拜他。 　　我開始相信別人，不再相信我自己。 　　輪到我下鄉之前，批判的浪潮已經過去，我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學裡的幾個女友約我到杭州去散散心，在向北大荒進軍之前，再看一看美麗的西子湖，登一下青翠蔥蘢的南高峰。 　　我和我的女友們，曾舉著一面小旗，從陝西銅川步行到延安。我們在貧瘠蒼涼、橫亙天際的黃土高原上大聲地向牧羊老人問路，晚上和農民家的孩子擠在一個炕上，我們第一次捧起破碗喝小米粥，我們驚歎農人如牛馬般的勞作和滿野裸露的貧窮。大串連把中國最底層的畫面翻到了我們眼前，當我們展開雙管，歡呼著奔向走了七天七夜才終於見到的寶塔山時，又隱隱地感到理想同現實的距離是如此遙遠…… 　　沒有什麼事比離開上海更吸引我了，我立即答應去杭州作最後一次「串連」。 　　在錢塘江大橋上，我遇見了他——裴陽。每當我回想起和他的初次見面，我總會想起日本電影《啊，海軍》中男女主人公在一座大橋上相逢又告別的特定鏡頭。我是我們四個女孩子中最憂鬱的，幾乎沒有笑過。我們在錢塘江大橋上剛剛拍了兩張合影，橋頭堡裡就走出了一個解放軍，他幾乎是奔著跑向我們，一把奪去了我們的相機，然後指著遠處一塊牌子大叫著：「這裡禁拍照片！」說著馬上要打開相機將膠捲曝光。我們急著和他爭辯，並且保證到上海後把兩張禁拍的膠片寄回到橋頭堡，但是他還是堅持要立即打開相機。正在爭執不下時，我們身後響起了一個洪亮的聲音：「解放軍同志，我們是復旦大學的，我們會負責監督執行這件事！」 　　我們得救了，我們保住了那卷對我們來說十分珍貴的膠捲。我回過頭去仔細地望著這位「天外來客」，他看上去比我大四五歲，身材魁梧，氣質瀟灑，眉宇間充滿一股英氣，特別是那兩道飛向兩額角的濃濃的烏眉和明亮深邃的大眼睛，加上白皙細膩、鬍子刮得很乾淨的面孔，給人一種人品出眾的感覺：「地傑人靈，江南才子。」好帥的復旦大學生！ 　　「我們已經注意你們好久了，你們是從哪兒冒冒失失地闖上錢塘江大橋的？」他邊上的那位同伴問。 　　「我們直接從蔡永祥紀念館上來的，怎麼？你們倆也偷偷拍了照嗎？」我的一位女友和他的同伴交談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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