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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他看到了那本相冊，立即顯得非常緊張，漲紅了臉，望著前面隔了二三排，那個梳著長辮子正扭頭望著他的女生。他倆就這麼呆呆地相望了十幾秒種，他不知怎麼在慌亂中碰掉了那本厚厚的相冊，發出了「嘣」的聲響。語文老師迅速從講臺邊走了過來，她撿起了相冊，瞪大眼睛，異常驚訝地望著我的同桌。下課後，語文老師把相冊交到了校長室。這件事立即轟動了學校，許多同學擠在校長室視窗看那個女孩子一邊流淚哭泣一邊陳述。而過了一周，那個男同學就被轉到另外一所小學去了。 　　這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很惋惜我的同桌的被迫調走，我突然發現他似乎對我也存在著某種吸引力。從此以後，我才逐漸感覺到：我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雖然只有13歲的年齡，但內心常常被一種什麼東西激動著，充滿著騷動不安的情愫。特別是當春天來到的時候，你聽不進課，你不知道老師在講什麼，你呆呆地盯著教室的窗外，望著正爆出一個個小嫩芽的垂拂著的柳枝，忽而又感到「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一陣悵惘之後，你突然感到，你多麼希望有一個很好的男孩子和你手拉著手，在春天的原野上奔跑啊！ 　　這種年齡，在美國叫「Dangerous Age」（危險年齡），而美國政府對這種「危險年齡」的唯一辦法，就是發放避孕套。這種辦法曾經遭到紐約一批華裔家長的反對，認為這是「教唆、引誘少男少女犯罪」。但是這個呼聲畢竟太弱了，美國就是美國，你瞭解這點，就不會為在地鐵中看到一個14歲的少女抱著一個嬰兒而驚奇。「少女媽媽」在美國已經成了普遍的社會問題。每當想起我少女時期那段由生理發育所引起的青春騷動，我總是一遍又一遍地感激籠罩在我的祖國的那種嚴謹篤厚的儒家傳統，那種深沉的克制力量和對精神生活的開導和追求。不然，將寶貴的青春毀壞，將少女的貞潔連同前途一起葬送，是一件多麼容易的事情啊！ 　　小學畢業了。我像一頭發育成熟的小羚羊，不知是應當蹦跳著奔向波瀾壯闊的大海呢，還是沖向原始古老的森林？是邁向那令人目眩的高山頂峰，還是走回一望無際、芳草萋萋的原野？我就這樣帶著激動，帶著渺茫和幾分惆悵跨進了中學的校門。那時，許多孩子的夢想是到蘇聯去，看紅場，看克里姆林宮和列寧墓，而我更是懊惱自己為什麼不是蘇聯人，為什麼不是娜塔莎，或者是奧爾迦那樣梳著金黃色辮子的蘇聯姑娘？蘇聯對我們來講像天堂一樣美，卻又遙遠不可及。正在這時，爆發了震驚世界的中蘇兩黨的理論論戰。我們守著收音機，一遍又一遍地收聽0點廣播，生怕漏掉一個字：「赫魯雪夫杜魯門修正主義和平演變導彈核武器……」站在一大堆政治術語和歷史的帷幕前，我們感到既莊重又敬畏，而在內心深處還是暗暗地想：做蘇聯人比做中國人要幸福。 　　案頭上都是蘇聯小說：《古麗雅的道路》、《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衛軍》、《真正的人》、《列寧傳》、《紅肩章》、《馬雅可夫斯基詩選》、《普希金詩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黑面包乾》，這些蘇聯小說成了我少女時期的精神食糧，點燃了我獻身于人類一項什麼偉大事業的熊熊理想之火，但我又不知道該怎麼做。我不能回答最簡單的問題：我是誰？我從哪兒來？我到底要什麼？宇宙是否真的無限？等等。 　　有一天，我從我姐姐的書架上，翻到一本《赫爾岑選集》，我姐姐也完全是受蘇聯式教育的典型。她在12歲時，就和一個叫娜嘉的蘇聯大隊長女孩子通信，互寄娃娃等禮物，她的書架上都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訶夫等作家的大部頭作品。當我翻到這一頁時，我的淚水不覺湧上眼眶： 　　「當一個孩子意識到自己成為少年人並第一次要求在一切人類的活動中參加一份的時候，那可真是人生中美妙的時刻：活力沸騰著，心臟猛跳著，血是熱的，力量是充沛的。世界也是那麼地美好，新穎、光輝，充滿著勝利、歡躍和生命……心靈中洋溢著阿喀琉斯的膽量，波查的理想，這是高尚的憧憬和自我犧牲的時期，是柏拉圖主義以及對人類的熱愛和天高地厚的友情的時期，是輝煌的序幕。可是跟在這序幕後面的卻常常地、常常地是庸俗的市俗式的戲劇……」 　　我發誓不讓自己的一生變成一出庸俗的市俗式的戲劇。從16歲起——那時正好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不久，我開始大量地閱讀和歷史有關的理論書籍。《聯共（布）黨史》在我父親的書房放了十幾年，從我記事起就記得那本厚厚的、精裝的米褐色封面的冊子。我從書櫥中取出，如饑似渴地讀著，我感到比讀《大衛·科波菲爾》、《安娜·卡列尼娜》更有一股特殊的、無法形容的強烈吸引力。我又讀了普列漢諾夫的《一元論史觀》、安娜·路易士·斯特朗的《史達林時代》、《世界通史》和《法國大革命史》，隨著書頁的翻迭在眼前出現的一幅幅壯麗而又悲壯的歷史劇幕，不僅使人胸中產生一股扭轉乾坤的力量，同時也能使人如此明晰地看到當今現實舞臺上那種明爭暗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勝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嘲諷式的陰暗面。史達林時代和「文化大革命」簡直像孿生兄弟一樣，一個人的突然失蹤，一個人的突然死去，以及一個家庭未知的命運，都是和黨的要求、黨的事業這些永遠冠冕堂皇的辭令連在一起的。 　　我開始考慮人的價值和人在政治以外的意義。1967年，當「文化大革命」正被武鬥、互相殘殺、打倒一切攪得昏天黑地時，我用兩個晝夜時間，寫了一封信寄給《文匯報》，要求發表我的信，並且呼籲結束這場「把人類推向毀滅邊緣」的所謂政治大革命。如果不是獲得了歷史這一面鏡子，我是絕不可能寫那封幾乎葬送了我整個青春的信的。 　　那青春騷動的情愫並沒有在我的心中停止，作為一個妙齡時期的少女，我雖然穿著標誌著血統的淡黃色軍服——或者上半身，或者是下半身輪換著穿，有半年左右的時期，我還佩帶著紅衛兵袖章。但我內心卻像天使一樣地渴望著愛，渴望著在赤裸裸的藍天和赤裸裸的綠野中飛翔。我開始和一個比我高一年級的男孩子一起散步了，那時他初三，我初二。他長得很端正，有著那種吸引女孩子的頎長的身材，他是屬於沉思型的男孩子，臉上常常帶著憂鬱神情。有一次，當我和他談了許多各自心愛的讀物時，他提議我和他一起去看望他的姑夫——當時正在倒楣挨整的、大名鼎鼎的作家巴金。 　　我至今還清晰地記著那位老人的形象：他穿著中間有一大排老式扣子的灰色布衫，看上去很像30年代的長衫大褂，老人躬著背，走到方桌的一邊坐下，眼睛很細小，眼皮由於睡眠不足而浮腫，半耷拉著，就像在五原路小菜場隨便碰上的任何一個老頭，你簡直難以想像他就是寫了《激流三部曲》的大作家巴金。那天正是陰天，窗外陰霾重疊，小小的客廳裡十分寒冷，他的兒女都去大串連了，可以想見老人的孤獨和心境的淒慘。突然看到侄子帶來了一個女孩前來探望，他獲得的一點快慰可以從他慌慌忙忙地倒上兩杯開水，又抓起一大把茶葉放進杯子的動作中看出來。 　　「你們怎麼樣，在學校好吧？」他囁嚅地說。佈滿皺紋的臉上綻露出一絲微笑，正在這時，我看到了他的眼瞳中，發出了一道依然是聰明睿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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