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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大陸的外貿推銷小組到美國來，我是不惜花錢的。大陸小組一般總是四五個人，代表幾個科室，而和我做生意的往往只是其中的一兩個人，但我總是一律平等對待。我請他們吃飯，帶他們去看自由女神，帝國大廈，送他們到大西洋賭場，再給他們每人50美元去賭個痛快——當然他們大多數隻肯賭兩、三塊錢，其餘的錢則收起來。有時我給每人買一個照相機，或者給每個女士買一條金項鍊……由於這都是不到百元的小禮物，而且是公開給訪問小組的每一個人的。所以他們一開始總是推卻，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好意思收下，然後由領隊的（往往是公司行政領導，與我的業務沒有什麼直接關係）說：「收下吧！」於是大家高高興興地收下禮物，終於皆大歡喜，也沒有任何思想負擔，我更沒有行賄的思想恐懼。

　　紐約是一個美麗的城市，如果每天沒有發生這麼多的犯罪案件，可以說這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高聳入雲的世界貿易中心，典雅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金碧輝煌的林肯藝術中心，綠草如茵、碧波蕩漾的中央公園……每次小組來，我都和他們分享著第一次看見紐約的驚歎和喜悅。我們在大街上大聲地說著中國話，爽朗地笑著，閃光燈哢嚓哢嚓地響著，拍下一張張紐約街頭的難忘鏡頭……這就是我的「關係學」——既不是香港式的，也不是美國式的。不少香港商人一到中國就到處塞暗錢、訪私線，結果使不少人上當，由於被金錢誘惑而下水，最後東窗事發被開除公職、判刑坐牢。港商的這種手段害人非淺，不僅害個人，也害國家。有些人拿了港商的好處，便拋低價，結果引起市場混亂，競相削價，肥水外流……香港式的關係學不足學矣！也不能是純美國式的，美國客商最多是請小組吃一頓午餐，有的連宴請都沒有，「來了，歡迎！歡迎！坐下。」

　　於是端上一人一杯清咖啡，又苦又澀。有一個藍眼睛的猶太商人對我說：「從我祖父和中國做貿易，直到我父親接班，然後又將公司傳到我手裡，我們從來、從來沒有請過中國人吃飯，都是中國人請我們……」這句話令我噁心。這種視中國為肥肉，卻對中國人民沒有絲毫感情的人，我會毫不猶豫地從名單上劃掉。而對大多數美國商人來說，只是一種習慣，他們要麼揮金如土，大擺宴席，以顯示他們的闊綽和社會地位；要麼小氣吝嗇，啃一根酸黃瓜當作午餐，與東方民族的古道熱腸、待人以禮的胸懷相比，在他們的咖啡桌上，只能冒出一股怪怪的焦糊氣味……到了1988年，我向我的所有美國客戶規定：只要有中國貿易小組來公司訪問，一定要由總裁出面宴請，否則免談生意。在我的壓力下，硬是把美國人對中國人的「關係學」向前推了一步。

　　請大陸外貿小組的代表團吃飯，我一般都選擇在紐約第五大道上的「憶湘園」湖南飯店或者在中國城的「喜相逢」海鮮酒家。由於大陸小組常常喜歡去中國城逛街買東西，因此，「喜相逢」也成了我公司時常宴請的地方。這裡冬天有各式火鍋，五十幾種海鮮琳琅滿目，任意挑選；夏天有各種時令名菜、鮮果，店堂內紅木雕刻的圓臺和背椅及寬闊閃光的明鏡，給人一種東方的舒適和明靜的感覺。而在1986年，我的感覺卻不是這樣的。那年暑假我在這家餐館（喜相逢）打工，端盤、擦桌掃地，每天干得腰酸腿疼。為了掙足下一學期的學費，我咬緊牙關，白天給一個美國家庭看護孩子，晚上就跑到中國城「喜相逢」幹到深夜。每天夜裡，當我拖著沉重的腳步回去，路過街心花園的塑像時，我常常停下腳步，把頭靠在塑像的大理石座上歇一口氣。這時，我就會想起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的那段序言：

　　「晚上十一點鐘後，我和朋友Jie從夜校出來。腳踏著雨濕的寂靜街道，眼望著杏紅色的天空，望著兩塊墓碑似的聖母院鐘樓，一股不能熄滅的火焰又在我心裡燃燒起來。有一次，我走到了盧梭的銅像腳下，不由自然地伸手去撫摸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撫摸一個親人，然後我抬起頭，仰望著那個拿了書和草帽、站著的巨人，那個被托爾斯泰稱為『十八世紀全世界的良心'的思想家。我站了好一會兒，我完全忘記了我的痛苦……過去的回憶又來折磨我了，我想起上海的生活，想起了那些在鬥爭中的朋友。我想到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扎，我想到過去的一切，那股不能熄滅的火焰又猛烈地燃燒起來……

　　「這激流永遠動盪著，不曾有一個時候停止過，而且也不能夠停止……」

　　現在，我也站在這樣一個塑像下面，像巴金當年在巴黎留學一樣。那麼，我的激流呢？我問自己：我到美國來，難道只是充當一個苦勞力嗎？我抬眼望著紐約的星空，是這麼湛藍；夜，萬籟俱寂，只有不遠處世界貿易中心姐妹樓的大廈中，仍然放射出徹夜通明的燈光。我抬眼望去，想起了我那不止一遍的決心和諾言：「總有一天，有一格窗子會是我的！」於是，我在黑夜中伸出手，讓那些窗格的燈光映在我的手上，仿佛在指尖中跳動……「好不容易來到美國，我一定要成功！」我對自己不下一千次地說著，一時間，渾身又充滿力量，我大踏步地向黑暗中那黑黝黝的地鐵入口處走去……

　　不到兩年，我真的成了「喜相逢」的座上客。每次一推門進店，那個胖頭大腦的老闆就大聲相迎：「周小姐！裡面請！今天來多少人啊？」或者說：「周小姐，今天剛剛進了巴拿馬的海參，是上等貨，要不要做一個嘗嘗鮮？」隨我來的小組代表，誰也不會想到，不久之前，我曾穿著沾滿油膩的飯店制服，在廚房、炒間忙碌，為一桌桌嘉賓食客端盤換碟。而我的師傅，現在仍微笑著，為小組的每個人斟酒。掃地的人還在掃地，洗碗的人還在洗碗，連「喜相逢」門口那個坐在街口賣粽子的，也還是那張小竹椅，和一個深色的竹蒸籠，只是他的頭髮開始變得花白……三年、四年、五年……為什麼有的人的一生，永遠一成不變呢？如果我不奮鬥、不努力，會不會還在這裡打工端盤，像門前那個賣粽子的人那樣，一做到老呢？

　　時光倏爾而逝，當我從自己購買的公寓的窗子往外望去，只見中央公園一片綠鬱蔥蔥，如一片美麗的綠濤，映襯著曼哈頓摩登雄壯的大廈群，宛如一幅油畫。中央公園！我是因為喜歡它，才買下了門前的這個公寓。我憎恨那一群黑色的少年色狼，在1989年夏天輪奸了一位慢跑的白人女子，它震動了全世界，玷污了中央公園美好的名譽。在這神秘的、一百多年的大公園裡，聳立著全世界著名音樂家、詩人、文學家的銅塑像。我曾徘徊在貝多芬花壇前，在心中彈奏著他的《月光奏鳴曲》；瞻仰著莫札特那睿智的鼻子，我在歌德塑像前背誦著他在《浮士德》中的詩篇；我撫摸著托爾斯泰冰涼的前額，從這裡面湧出了伴隨我度過少女時代的《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復活》……

　　這時，我多麼依戀我在大陸度過的日子！和文學朋友傾談到深夜，沉浸在《根》、《百年孤獨》、《骯髒的手》的辯論中。在普陀山的電視劇創作學習班中，一群群懷抱文學志向、幽默風趣的「小作家」們在月色下的海灘上跳舞、豪飲，編著笑破肚皮的即興詩；在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創作樓中，那些出了幾十部電影的大編劇們，居然戰戰兢兢地跑上樓來，向我們這些「現代派准編劇」們討教……在大陸時的精神生活，對一個文學青年來講，是多麼豐富！儘管貧窮、官僚、許許多多條條框框包圍著我們，但我們仍感到活得像個「精神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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