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碧雲·失城(5)

失城(5)

　　我道明來意。林桂還是十分矯健結實，雙目鋒利如刀，手背猶有刀痕，是一次與我被銀行劫匪襲擊所受的傷。他沉吟半晌，方道：「伊雲思。這不是打劫、傷害他人身體等等。即使我肯，其他人都不會肯。」他長歎一口氣，站起來，立在窗前，成了影子。外面有軍裝警員在步操，多麼熟悉，令人心安的聲音：ATT-ENT-ION。EYESFRONT——那時我們還年輕。

　　「況且，律政署已經決定起訴。」或許因為熱，他緩緩地脫了外衣，隱現了結實均勻的肌肉，緊緊地收縮，又放鬆，才道：「伊雲思。現在真的不比從前了。英國人的勢力沒落了。他們日子不多了，犯不著冒險討好其他人。華人又不成氣候，所以，律政署那邊，很難。」我低聲道：「我可以用錢。」

　　他轉過身，和往日一樣眉目端好：「你要錢，我可以借你。但……」他的臉容仍然令我心動。我愛他不比愛大衛兒少。「伊雲思，你還是不要冒險了。早日回去吧。留在這裡，看著你熟悉的人與事，一點一點地失去形狀，我不知是敗壞還是新生，但眼看著這一切，也不免難堪。我才41歲，移民養老又太早，沒辦法。但你不一樣，你回去，比較安樂。」我忽然見到大衛兒捧著我的心，一刀一刀地刺下去。「何必呢。世界不會停下來。這幾年來，你老多了。我擔保現在和你跑長途，你一定賽不過我呢。」如此一來，我失去大衛兒，我又失去他了。

　　「謝謝。」我說，「我明白了。」不如怎的，我很渴望有一頂帽，好好的，保護我自己。來到香港以後，因為熱，也因為容易，我已經忘記愛爾蘭冷酷而又艱難的冬天了。

　　大衛兒上庭後我便遞了提早退休的申請。拿著過百萬港元的退休金，可以在德布連開一個香煙報紙店，或許設一個加油站來經營。在香港，任何事物都以高速演變。我遞上退休申請才沒一星期，沒有警員再給我買煙或遞煙灰缸了。他們甚至取消了每天送到我辦公室的報紙。

　　我後來去過精神病羈留中心探過陳路遠。雖然數名醫生都檢定陳路遠精神正常，他們還是將他放在精神病羈留中心，比較安全。我去看他，或許是跟他說再見的，雖然他不會明白。他頭髮剪得很短，精精瘦瘦，懲教人員說他從不講話，獨自在囚室裡讀大英百科全書，晚上拉提琴：「重重複複，很沉悶的音樂。是不是叫做巴赫的？」口袋裡永遠帶著一幅全家合照，還有一隻牧羊犬，等等。陳路遠不會跟你說話的了，好心的懲教小夥子解釋，好像有義務讓我不要太失望。

　　陳路遠見著我，像兒子見到父親，很高興而又有點拘謹，安安分分地坐著。我亦無話可說，只是送他幾張鐳射唱片、一個耳筒鐳射唱機，一隻小喇叭，像向他取口供那天用的那一套。「試試聽。」這次播的是韓德爾。他的音樂像一隻冰涼的手，讓我們慌張火熱的心靈，得到安慰。二人並無言語，只在音樂裡默默接近。

　　我忽然明白耳聾的貝多芬。音樂是孤獨者的言語。

　　播了半套的《彌賽亞》，我必須離去了。離去前陳路遠跟我握手，仍然溫暖，而且誠懇。我跟他說：「小心照顧身體。誰知道呢，外頭這樣亂，說不定會鬧出巴士底監獄事件呢，又或者，如果他們肯放你，那一定是九七之後很多年的事。到時世界不認得你，你自然也不認得這世界。這多好，像重生。」他聽得我這樣說，也不禁笑了。我又道：「這傢伙，好好的。」

　　不知怎的，去看過他便好像了斷我在香港的牽掛。林桂後來借我20萬。不為別的，只為了大衛兒的保釋金。我在會所酒吧碰到他，還沒有開口，他已經寫好支票給我，道：「慢慢再還給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一生從未為金錢擔憂，第一次受到窘逼，也第一次感到金錢的沉重與痛楚。當夜林桂喝得特別多，不停的講粗話，That mother fucker, this fatasshole，一直到淩晨2時酒吧關門，他才搖搖擺擺地要去開車。在會所門口，海風吹來，銅鑼灣避風塘的遊艇晃動，一天的霓虹光管，竟夜不滅。

　　他忽然緊緊地抱著我，道：「伊雲思，你老了，而且軟弱。我心目中的你總是高大強壯。多麼殘酷。」我推開他，道：「你醉了。走吧。」他笑了，踏著碎步道：「我走了。我們不會再見面。我記得你，因為你從前教會我很多事。將來我老了，其實我也會像你一樣。但我記得的你，永遠年輕、勇敢、強壯，像我記得我自己。」他便啪啪的消失在停車場的某處，開門，閉門，亮了燈，轟的便遠去了。

　　他還喜歡開快車。我已把車子賣了，便踱步到對面怡東酒店截計程車。

　　很久以後都會記得那一晚的心情。

　　平復以後，恐怖都變成了滑稽，愛玉和我其後便玩血塘遊戲：淺淺的放一缸暖水，開一支紅酒，玩紙牌，輪的罰倒酒，讓一缸水變成血，在其中做愛。愛玉肚子大，像血蜘蛛。又扮演總督察與謀殺犯。法官與建築師。我穿著愛玉的睡袍，愛玉穿我的西裝，預備給嬰兒的娃娃充當謀殺犯。冬天來了，我們便忙得不亦樂乎。冬天死人特多，我忙著送院，愛玉忙送葬，回家來忙張羅嬰兒的床被、玩具、教育基金。

　　愛玉生產那天碰到了那個洋總督察，衣服有點舊，鬍子長著，夾點白，正在「不准吸煙」的牌子下抽煙。我招他：「認得我嗎？就是一家5口謀殺案那個。」四周轉來了目光。我嘻嘻地笑了。他竟然說：「是呀，就是你。」我也不管，乘機點起煙來。「好嗎？又有人死了嗎？」他只搖搖頭，沒有作答。我只好亂扯：「我太太進院了。早產，有細菌感染。孩子可能會癡呆呢。」他只答：「哦。」便默默地大力抽煙。醫院員工還是來了，慢一點，總會來。也不多說，只指示「不得吸煙，違者罰500元」的告示牌。我也就扯著督察，在醫院外的草地站一站，曬太陽。

　　「這怎辦？」他忽然問。

　　「他們不會罰我們款的，我認得他。」我說。

　　「不，這你們怎辦，如果生了癡呆孩子。」

　　「也好呀，也很可愛呢。」

　　他叉點了第二支煙。我在看樹上兩隻麻雀交談。

　　「我兒子。販毒。棄保潛逃。在機場被捕，加控罪不得保釋。自殺了。」

　　我精神一振：「死了嗎？」

　　他又搖搖頭。我自然很失望，只好應道：「也好。生存也不錯。死就更好。」

　　他苦笑道：「真奇怪。」

　　我偷偷摘了身後一朵玫瑰，用我的小把戲，「我變」地變在手中，送了給他：「鬼佬，幹嗎愁眉苦臉。你兒子要販毒，要逃，要自殺，也實在無可阻擋呀！」他奇道：「你這個奇怪有意思的小夥子。這樣你說我應該怎辦？」我答：「沒怎辦。怎樣怎辦呢，玫瑰花不種也不收，也沒怎辦。這樣辦，辦下去。」說得一塌糊塗，搞得洋人老皺眉。醫院員工又遠遠地向我們走來了。我低頭看，原來我們踏在「請勿踐踏，違者罰500元」的草地上。我扯洋人：「走吧。多說無益。」他就也不多說，低頭說句再見，便雙手插著袋走了。在耀眼的冬日陽光裡，分外顯得他骨架的高大，像木偶。

　　我們的孩子果真是個癡呆孩子，不大哭。愛玉和我還是喜歡得不得了，夫妻輪班，午夜和孩子玩，哄他，抱他，親他：生命真是好。午夜我還是閃著藍燈通街跑，將傷者送上生命或死亡的道路。吾妻愛玉，聽見有死人還是興高采烈，又為死人設計了綴羊皮或人造皮革的西裝大衣。癡呆孩子快樂地生長，臉孔粉紅，只是不會轉臉，整天很專注地看著一個人，一件事，將來是一個專注生活的孩子。

　　城市有火災有什麼政制爭論，有人移民又有人惶惑。然而我和愛玉還會好好地生活的：隔壁房東很快粉了喜氣洋洋的粉紅漆，園裡種了一大叢新的玫瑰與茉莉，又種了一株白蘭花樹。又住進了一個家庭，男的喜歡煮吃而女的在剪草，修理電器。我們總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滿希望，關懷，溫柔，愛。因為希望原來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猶如上帝之於空氣與光，說有，便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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